心力衰竭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其再入院率高、治疗周期长等问题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随之产生的经济毒性也会影响患者的健康结局。该文对心力衰竭患者经济毒性的概念、评估工具、研究现状及危害、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剖析，并就评估工具的开发和改善经济毒性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系统性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引用本文： 翁玲玲, 陈佳增, 李雪莲, 康盼, 程凤琴. 心力衰竭患者经济毒性的研究进展. 华西医学, 2024, 39(9): 1496-1500. doi: 10.7507/1002-0179.202405236 复制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由心脏各种异常引起的临床综合征[1]，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 HF 患者存活率提高，但相关医疗支出也随之增加。据统计，2020 年我国 HF 患者住院总费用达 144.61 亿元，次均住院费用为
1 经济毒性相关概念及评估工具
1.1 经济毒性相关概念
经济毒性最早由 Bullock 等[6]提出，主要用于描述癌症患者承担的越来越高的疾病药物费用状况；2013 年，Zafar 等[7]对经济毒性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指癌症患者随着治疗所承担的高昂自付费用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毒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也将经济毒性与经济负担、经济困境进行了概念区分[8]。经济负担主要指患者的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例如治疗费、生活费和时间成本等客观经济问题；经济困境指患者因经济压力造成的心理压力、痛苦等主观感受相关负面情绪；经济毒性则指患者因疾病治疗支出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导致患者产生的客观经济负担和主观经济困境，这一概念是 2018 年由 Carrera 等[9]提出，也是目前普遍认同的经济毒性概念，该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癌症，也可用于多种慢性疾病[10]。
1.2 经济毒性的评估工具
1.2.1 经济毒性的客观评估工具
① 医疗费用：与医疗相关的自付费用或自付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也有学者将灾难性医疗支出作为衡量指标[11-12]。
② 非医疗费用：存款使用、负债水平和破产等客观指标[11-12]。
③ 疾病导致的其他方面损失：可以是货币衡量的，如为疾病治疗减少的生活开支、提前退休造成的收入减少等；也可以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如时间成本、工作的缺勤和请假等造成职业发展受限等[11-12]。
1.2.2 经济毒性的主观评估工具
① 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Comprehensive Score for Financi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 COST-PROM）：该量表由 de Souza 等[13]于 2014 年编制，国内学者于慧会等[14]于 2017 年翻译汉化，其包括经济支出、经济资源及患者社会反应 3 个维度，共 1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0～4 分）。总分越低表示患者经济毒性越严重，≤22 分代表存在高水平经济毒性。COST-PROM 中文版量表内容效度为 0.820，Cronbach a 系数为 0.889[14]。COST-PROM 涵盖了对患者主客观方面的评估，内容较为均衡且条目较少、测量便捷、可操作性强，已在多个国家和群体中广泛应用。目前，COST-PROM 中文版量表主要应用于癌症[15]、血液透析[16]、脑卒中[17]、造口[18]等慢性病患者群体，但尚未检索到其在 HF 患者中的应用。
② 经济困境/经济幸福感量表（Incharge Financial Distress/Financial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由 Prawitz 等[19]于 2006 年编制，包括心理社会反应、个人经济来源、生活方式改变 3 个维度，共 8 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为 1～10 分，总分越高表示经济毒性越低，Cronbach a 系数为 0.956，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19]。该量表应用人群广泛，既可应用于患病群体，也可用于正常人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针对性和特异性较弱，目前在国外应用较少。该量表尚无汉化版本，是否适用于我国人群还有待验证。
③ 社会经济幸福感量表（Socioeconomic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由美国学者 Head 等[20]于 2008 年编制，主要用于评估客观经济负担和社会支持 2 个方面。该量表包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2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0～4 分），Cronbach a 系数为 0.92[20]。该量表缺乏对患者主观经济困境的评估，即经济原因相关主观感受和行为如心理状况、行为应对等方面的评估。因此其使用和推广都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该量表尚无中文版。
2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现状及危害
2.1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 HF 患者经济毒性逐渐重视，相关研究随之增多，但在已发表的 HF 患者经济毒性相关研究中，较少研究经济毒性的发生率，更侧重于分析其经济毒性的来源、影响和应对策略。美国一项研究显示，HF 患者普遍存在经济困难，1/3 的 HF 患者因医疗费用而遭受经济毒性[5]。HF 患者的经济毒性主要来源于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全球每年 HF 的直接费用约 650 亿美元，间接费用达 430 亿美元[21]。美国 2020 年 HF 患者的直接与间接费用约为 436 亿美元，其中直接费用主要来源于自付费用，占比最高的为药品费[22]。研究表明，HF 患者的平均自付费用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 2 倍[12]；间接费用主要包括路费、时间成本、工作的缺勤、请假等造成的经济损失[23]，间接费用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经济负担，这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经济毒性。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 HF 患者的直接治疗费用，对其经济负担的综合影响研究较少。我国学者 Yu 等[24]调查了 52 家医院的
2.2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危害
经济毒性给 HF 患者造成的危害呈螺旋毒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29]：首先，HF 患者经济毒性源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患者需要直接面对客观经济负担，即由 HF 产生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这会导致患者及其家庭储蓄减少、收入降低、负债甚至破产等。其次，患者为保证疾病治疗，往往会产生经济负担忧虑，进而造成主观经济困境，主要体现在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减少需要花费的休闲娱乐活动等来维持治疗，长此以往患者社交活动减少，心理负担更重，负性情绪随之增多。相关研究也证实，经历经济毒性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较差，心理困扰水平更高，而负性情绪也会增加患者再入院及死亡的风险[30-31]，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经济毒性。最后，为应对客观经济负担和主观经济困境造成的影响，患者可能会采取如延迟就医、停药甚至拒绝治疗等消极行为[5]，降低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响患者健康结局[24]。总之，由疾病诊断和治疗所带来的客观经济负担直接引发患者的主观经济困境，进而共同引起患者心理和行为的消极改变，带来一系列负面连锁效应。
3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3.1.1 年龄
研究表明，与老年患者相比，年轻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水平更高[5]，这可能与年轻 HF 患者疾病负担较重有关。年轻 HF 患者的发病原因多为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难以治愈的心脏疾病，且年轻 HF 患者病情重、预后较差，又因长期多次住院增加治疗费用[32]；此外，年轻 HF 患者还存在存款少、患病后经济收入不稳定、非医疗支出较多、负债风险较高等问题[33]。
3.1.2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与经济毒性呈负相关[5]，患者的教育水平越低，遭受的经济毒性程度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多数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收入水平较低、社会支持系统欠缺，导致其应对疾病的能力较弱、经济负担较重。
3.1.3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较少的 HF 患者出现经济毒性的可能性较大[34]，这可能与患者因疾病治疗需要花费家庭存款甚至导致家庭负债有关。
3.1.4 医疗保险（医保）
报销比例高的医保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自付费用，对患者治疗也有影响，如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小时，患者可以选择最优治疗方案，因此不易导致患者产生经济毒性[5]。
3.2 疾病相关因素
心功能分级越高的患者更易遭受经济毒性，心功能Ⅲ、Ⅳ级患者发生 HF 时病情更严重且住院次数增多，从而增加了治疗成本，经济负担和负性情绪加重，从而加重了患者的经济毒性水平[24]。
4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应对策略
4.1 政府和社会层面
4.1.1 完善医保政策
解决经济毒性问题需要政策持续改进，其主要目标是降低患者自付费用，尽管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模式降低了患者的住院自付医疗费，但并没有减少 HF 患者年度医疗费用，主要是因为 HF 患者需要长期服药、门诊报销比例较低，导致年度总费用增加[35]。建议可以通过增加处方药的医保覆盖范围、降低药品价格、提高门诊报销比例等方式，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药物治疗作为 HF 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患者需要长期随访，继而增加了患者的间接费用，鲁蓓等[36]认为可以通过“远程复诊+医保报销+外配处方”的一站式服务，快速打通医保支付流程，并对接医保定点药店，减少患者来院次数、路费、时间成本等间接费用。
4.1.2 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37]提到，除了全民基本医保计划，补充医保是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目前，为适应当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发展，全国多地推出了惠民保作为补充医保。然而，惠民保的可持续运营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免赔额高、赔付率低、参保持续力不足、资金池规模萎缩等，未来需要相关部门与保险机构作出整改，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38]。
4.1.3 加强医保政策宣传
研究显示，居民对医保政策的认知程度偏低，满意度中等[39]。为提高群众对居民医保政策的知晓度、认知度，需要政府、医院等多部门协助。如医疗救助作为托底保障，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患者，可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但这通常需要患者知道如何以及何时申请，不仅需要政府建立健全弱势群体医疗救助项目，更需要让居民了解、知晓医疗救助计划；医疗机构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密切的机构，需加强医保政策宣传，使患者了解医保报销情况，便于提前预知经济毒性风险，及时采取措施，向相关部门寻求援助。
4.2 医院层面
4.2.1 降低再入院率
HF 的治疗费用给患者及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主要原因是 HF 高住院率和再入院率[40]。一项系统评价显示，HF 患者住院费用占总直接费用的 44%～96%[41]。我国 HF 患者的平均住院次数为 3.3 次/年，人均住院费用达
4.2.2 提供高价值的医疗服务
开展成本对话、提供高价值和具有成本意识的医疗服务是减轻患者经济毒性的有效措施[45]。国外已在癌症患者中开展相关研究[46]，由医护人员与患者开展成本对话，协助患者共同作出高价值的治疗和护理决策，最大限度降低医疗选择带来的经济毒性风险。此外，HF 患者合并症较多、症状重、治疗方案复杂多样，在临床工作中，开展成本对话前需先了解患者的经济需求，便于提供准确的医保覆盖范围和个体化的自付费用信息，再由医患共同决策治疗和护理方案。然而，实际临床中较少开展这类工作[47]，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成本的讨论存在许多障碍，如临床医生时间有限、对保险覆盖范围了解不全面、无舒适的对话空间等。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医学在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使医护人员能够参与基于成本的讨论；提供专业团队支持，协助临床医生减少患者的间接成本；建立共同决策的舒适空间，最终帮助患者找到负担得起、个体化、基于价值的治疗和护理计划，既减少患者承担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4.3 个体层面
除了政府和医院层面的应对策略，为解决患者当下面临的经济毒性问题，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也需要发挥作用。作为医护人员，需要早期识别高水平经济毒性患者[48]，可以通过经济毒性评估工具对 HF 患者进行评估，筛查出经济毒性程度较高的患者，从而对其进行干预，以减轻经济毒性对患者后续的影响。经济毒性筛查还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发展、治疗方案调整等情况进行动态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干预方案。作为患者及其家属，需要提高自身财务健康素养水平，高水平的财务健康素养是预防和缓解经济毒性的重要手段，包括对财务和健康的认知、与医护人员进行成本对话的能力、治疗方案的共同决策、获取和利用社会支持资源的技能、财务规划信心 5 个要素[49]。
5 小结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HF 患者的医疗费用高且不断增长，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国内主要关注 HF 患者的客观经济负担；国外学者对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在 HF 患者经济毒性研究中的主观经济困境主要基于问题进行评估，使得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无法得到保障。现有的 HF 经济毒性评估工具缺乏针对性，未来可基于 COST-PROM 对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和分析，或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和医疗政策编制 HF 经济毒性评估量表。对于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还需要深入研究。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信可以找到更多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减轻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提高其生活质量。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关注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问题，为临床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由心脏各种异常引起的临床综合征[1]，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 HF 患者存活率提高，但相关医疗支出也随之增加。据统计，2020 年我国 HF 患者住院总费用达 144.61 亿元，次均住院费用为
1 经济毒性相关概念及评估工具
1.1 经济毒性相关概念
经济毒性最早由 Bullock 等[6]提出，主要用于描述癌症患者承担的越来越高的疾病药物费用状况；2013 年，Zafar 等[7]对经济毒性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指癌症患者随着治疗所承担的高昂自付费用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毒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也将经济毒性与经济负担、经济困境进行了概念区分[8]。经济负担主要指患者的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例如治疗费、生活费和时间成本等客观经济问题；经济困境指患者因经济压力造成的心理压力、痛苦等主观感受相关负面情绪；经济毒性则指患者因疾病治疗支出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导致患者产生的客观经济负担和主观经济困境，这一概念是 2018 年由 Carrera 等[9]提出，也是目前普遍认同的经济毒性概念，该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癌症，也可用于多种慢性疾病[10]。
1.2 经济毒性的评估工具
1.2.1 经济毒性的客观评估工具
① 医疗费用：与医疗相关的自付费用或自付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也有学者将灾难性医疗支出作为衡量指标[11-12]。
② 非医疗费用：存款使用、负债水平和破产等客观指标[11-12]。
③ 疾病导致的其他方面损失：可以是货币衡量的，如为疾病治疗减少的生活开支、提前退休造成的收入减少等；也可以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如时间成本、工作的缺勤和请假等造成职业发展受限等[11-12]。
1.2.2 经济毒性的主观评估工具
① 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Comprehensive Score for Financi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 COST-PROM）：该量表由 de Souza 等[13]于 2014 年编制，国内学者于慧会等[14]于 2017 年翻译汉化，其包括经济支出、经济资源及患者社会反应 3 个维度，共 1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0～4 分）。总分越低表示患者经济毒性越严重，≤22 分代表存在高水平经济毒性。COST-PROM 中文版量表内容效度为 0.820，Cronbach a 系数为 0.889[14]。COST-PROM 涵盖了对患者主客观方面的评估，内容较为均衡且条目较少、测量便捷、可操作性强，已在多个国家和群体中广泛应用。目前，COST-PROM 中文版量表主要应用于癌症[15]、血液透析[16]、脑卒中[17]、造口[18]等慢性病患者群体，但尚未检索到其在 HF 患者中的应用。
② 经济困境/经济幸福感量表（Incharge Financial Distress/Financial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由 Prawitz 等[19]于 2006 年编制，包括心理社会反应、个人经济来源、生活方式改变 3 个维度，共 8 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为 1～10 分，总分越高表示经济毒性越低，Cronbach a 系数为 0.956，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19]。该量表应用人群广泛，既可应用于患病群体，也可用于正常人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针对性和特异性较弱，目前在国外应用较少。该量表尚无汉化版本，是否适用于我国人群还有待验证。
③ 社会经济幸福感量表（Socioeconomic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由美国学者 Head 等[20]于 2008 年编制，主要用于评估客观经济负担和社会支持 2 个方面。该量表包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2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0～4 分），Cronbach a 系数为 0.92[20]。该量表缺乏对患者主观经济困境的评估，即经济原因相关主观感受和行为如心理状况、行为应对等方面的评估。因此其使用和推广都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该量表尚无中文版。
2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现状及危害
2.1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 HF 患者经济毒性逐渐重视，相关研究随之增多，但在已发表的 HF 患者经济毒性相关研究中，较少研究经济毒性的发生率，更侧重于分析其经济毒性的来源、影响和应对策略。美国一项研究显示，HF 患者普遍存在经济困难，1/3 的 HF 患者因医疗费用而遭受经济毒性[5]。HF 患者的经济毒性主要来源于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全球每年 HF 的直接费用约 650 亿美元，间接费用达 430 亿美元[21]。美国 2020 年 HF 患者的直接与间接费用约为 436 亿美元，其中直接费用主要来源于自付费用，占比最高的为药品费[22]。研究表明，HF 患者的平均自付费用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 2 倍[12]；间接费用主要包括路费、时间成本、工作的缺勤、请假等造成的经济损失[23]，间接费用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经济负担，这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经济毒性。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 HF 患者的直接治疗费用，对其经济负担的综合影响研究较少。我国学者 Yu 等[24]调查了 52 家医院的
2.2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危害
经济毒性给 HF 患者造成的危害呈螺旋毒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29]：首先，HF 患者经济毒性源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患者需要直接面对客观经济负担，即由 HF 产生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这会导致患者及其家庭储蓄减少、收入降低、负债甚至破产等。其次，患者为保证疾病治疗，往往会产生经济负担忧虑，进而造成主观经济困境，主要体现在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减少需要花费的休闲娱乐活动等来维持治疗，长此以往患者社交活动减少，心理负担更重，负性情绪随之增多。相关研究也证实，经历经济毒性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较差，心理困扰水平更高，而负性情绪也会增加患者再入院及死亡的风险[30-31]，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经济毒性。最后，为应对客观经济负担和主观经济困境造成的影响，患者可能会采取如延迟就医、停药甚至拒绝治疗等消极行为[5]，降低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响患者健康结局[24]。总之，由疾病诊断和治疗所带来的客观经济负担直接引发患者的主观经济困境，进而共同引起患者心理和行为的消极改变，带来一系列负面连锁效应。
3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3.1.1 年龄
研究表明，与老年患者相比，年轻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水平更高[5]，这可能与年轻 HF 患者疾病负担较重有关。年轻 HF 患者的发病原因多为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难以治愈的心脏疾病，且年轻 HF 患者病情重、预后较差，又因长期多次住院增加治疗费用[32]；此外，年轻 HF 患者还存在存款少、患病后经济收入不稳定、非医疗支出较多、负债风险较高等问题[33]。
3.1.2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与经济毒性呈负相关[5]，患者的教育水平越低，遭受的经济毒性程度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多数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收入水平较低、社会支持系统欠缺，导致其应对疾病的能力较弱、经济负担较重。
3.1.3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较少的 HF 患者出现经济毒性的可能性较大[34]，这可能与患者因疾病治疗需要花费家庭存款甚至导致家庭负债有关。
3.1.4 医疗保险（医保）
报销比例高的医保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自付费用，对患者治疗也有影响，如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小时，患者可以选择最优治疗方案，因此不易导致患者产生经济毒性[5]。
3.2 疾病相关因素
心功能分级越高的患者更易遭受经济毒性，心功能Ⅲ、Ⅳ级患者发生 HF 时病情更严重且住院次数增多，从而增加了治疗成本，经济负担和负性情绪加重，从而加重了患者的经济毒性水平[24]。
4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应对策略
4.1 政府和社会层面
4.1.1 完善医保政策
解决经济毒性问题需要政策持续改进，其主要目标是降低患者自付费用，尽管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模式降低了患者的住院自付医疗费，但并没有减少 HF 患者年度医疗费用，主要是因为 HF 患者需要长期服药、门诊报销比例较低，导致年度总费用增加[35]。建议可以通过增加处方药的医保覆盖范围、降低药品价格、提高门诊报销比例等方式，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药物治疗作为 HF 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患者需要长期随访，继而增加了患者的间接费用，鲁蓓等[36]认为可以通过“远程复诊+医保报销+外配处方”的一站式服务，快速打通医保支付流程，并对接医保定点药店，减少患者来院次数、路费、时间成本等间接费用。
4.1.2 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37]提到，除了全民基本医保计划，补充医保是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目前，为适应当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发展，全国多地推出了惠民保作为补充医保。然而，惠民保的可持续运营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免赔额高、赔付率低、参保持续力不足、资金池规模萎缩等，未来需要相关部门与保险机构作出整改，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38]。
4.1.3 加强医保政策宣传
研究显示，居民对医保政策的认知程度偏低，满意度中等[39]。为提高群众对居民医保政策的知晓度、认知度，需要政府、医院等多部门协助。如医疗救助作为托底保障，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患者，可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但这通常需要患者知道如何以及何时申请，不仅需要政府建立健全弱势群体医疗救助项目，更需要让居民了解、知晓医疗救助计划；医疗机构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密切的机构，需加强医保政策宣传，使患者了解医保报销情况，便于提前预知经济毒性风险，及时采取措施，向相关部门寻求援助。
4.2 医院层面
4.2.1 降低再入院率
HF 的治疗费用给患者及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主要原因是 HF 高住院率和再入院率[40]。一项系统评价显示，HF 患者住院费用占总直接费用的 44%～96%[41]。我国 HF 患者的平均住院次数为 3.3 次/年，人均住院费用达
4.2.2 提供高价值的医疗服务
开展成本对话、提供高价值和具有成本意识的医疗服务是减轻患者经济毒性的有效措施[45]。国外已在癌症患者中开展相关研究[46]，由医护人员与患者开展成本对话，协助患者共同作出高价值的治疗和护理决策，最大限度降低医疗选择带来的经济毒性风险。此外，HF 患者合并症较多、症状重、治疗方案复杂多样，在临床工作中，开展成本对话前需先了解患者的经济需求，便于提供准确的医保覆盖范围和个体化的自付费用信息，再由医患共同决策治疗和护理方案。然而，实际临床中较少开展这类工作[47]，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成本的讨论存在许多障碍，如临床医生时间有限、对保险覆盖范围了解不全面、无舒适的对话空间等。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医学在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使医护人员能够参与基于成本的讨论；提供专业团队支持，协助临床医生减少患者的间接成本；建立共同决策的舒适空间，最终帮助患者找到负担得起、个体化、基于价值的治疗和护理计划，既减少患者承担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4.3 个体层面
除了政府和医院层面的应对策略，为解决患者当下面临的经济毒性问题，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也需要发挥作用。作为医护人员，需要早期识别高水平经济毒性患者[48]，可以通过经济毒性评估工具对 HF 患者进行评估，筛查出经济毒性程度较高的患者，从而对其进行干预，以减轻经济毒性对患者后续的影响。经济毒性筛查还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发展、治疗方案调整等情况进行动态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干预方案。作为患者及其家属，需要提高自身财务健康素养水平，高水平的财务健康素养是预防和缓解经济毒性的重要手段，包括对财务和健康的认知、与医护人员进行成本对话的能力、治疗方案的共同决策、获取和利用社会支持资源的技能、财务规划信心 5 个要素[49]。
5 小结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HF 患者的医疗费用高且不断增长，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国内主要关注 HF 患者的客观经济负担；国外学者对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在 HF 患者经济毒性研究中的主观经济困境主要基于问题进行评估，使得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无法得到保障。现有的 HF 经济毒性评估工具缺乏针对性，未来可基于 COST-PROM 对 HF 患者经济毒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和分析，或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和医疗政策编制 HF 经济毒性评估量表。对于经济毒性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还需要深入研究。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信可以找到更多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减轻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提高其生活质量。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关注 HF 患者的经济毒性问题，为临床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