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刘建平, 付茂勇, 夏娟, 张永恒, 龚晟, 郭宇龙. MTA1、VEGF-C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及与淋巴管生成的关系.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6, 23(3): 268-273. doi: 10.7507/1007-4848.20160063 复制
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浸润与转移是引起ESCC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严重危害人民健康[1]。目前研究提示食管鳞癌早期主要通过淋巴道转移,因此探讨影响食管鳞癌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淋巴道转移的分子机制对肿瘤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 C,VEGF-C)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的新成员,目前研究发现VEGF-C参与多种恶性肿瘤的淋巴管生成,导致肿瘤淋巴结转移,进而影响恶性肿瘤的预后[2]。肿瘤转移相关基因1(metastasis associated gene 1,MTA1)在整个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往对MTA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血管生成方面,提示MTA1在肿瘤血管生 成、促进肿瘤侵袭及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肿瘤淋巴管生成中的作用尚不清楚[3]。因此,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对遂宁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食管鳞癌切除术患者的组织标本进行MTA1、VEGF-C的检测,探讨MTA1、VEGF-C在食管鳞癌淋巴管生成、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遂宁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ESCC切除术患者的食管癌组织和56例正常食管组织的石蜡包埋组织样本。每例术前均未行放射治疗、化学治疗、中医中药治疗等任何治疗,亦无家族史。术后病理均证实为食管鳞癌。同时收集每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依据2009年AJCC/UICC第7版食管癌分期标准进行TNM分期及肿瘤分级。107例ESCC患者的临床资料见表 1。

1.2 主要研究试剂及来源
(1)鼠抗人肿瘤转移相关基因1抗体:MTA1 (A11),sc-17773,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 (2)兔抗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抗体:VEGF-C(H-190),sc-9047,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3)鼠抗人CD34免疫组织化学单克隆抗体: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Kit-0004-2;(4)鼠抗人D2-40免疫组织化学单克隆抗体: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5)EnvisionTM试剂盒及显色剂:Dako REALTM EnVisionTM Detection System,Peroxidase/DAB+,Rabbit/Mouse.Code K5007;(6)其他:免疫组织化学常用试剂。
1.3 实验方法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评定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步骤:首先将石蜡包埋组织切成4 μm切片,保存于4℃冰箱中;再脱蜡和水化;3%过氧化氢溶液避光封闭20 min,再用蒸馏水洗5 min×3次;然后抗原修复:将盛有0.01 mol/L檬酸缓冲液(pH 6.0)的塑料切片缸放入微波炉中预热 10 min(中高档);放入切片后微波炉抗原修复: 20 min(高火),10 min(中高火),自然冷却至室温;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5 min×3次;再滴加第一抗体,放置于湿盒内,37 °C培养箱孵育1 h,置入4°C冰箱过夜;PBS洗去未结合第一抗体,5 min×3次;再滴加第二抗体(即EnVision试剂);放置于湿盒内,37 °C培养箱孵育1 h;PBS洗涤5 min×3次;甩去切片上残余PBS液,滴加DAB液显色,显微镜下观察并适时终止染色,最后放置于蒸馏水浸泡的切片架;苏木素复染3 min,盐酸酒精分色,流水冲洗10 min返蓝;按次序经85%、95%、100%、100%梯度酒精,各浸泡5 min脱水;最后用环保封片胶封片。
对照设置:以PBS代替一抗作为空白对照;采用明确阳性表达的乳腺癌组织作为阳性对照。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的判定分别由两位高年资病理医师独立完成。根据阳性细胞所占比例记分:0分≤5%, 1分为6%~25%,2分为26%~50%,3分为51%~ 75%,4分为76%~100%;按显色强度记分,0分为无信号,1分为浅黄色,2分为棕黄色,3分为黄褐色。然后进行综合评价:以阳性细胞所占比例记分与显色强度记分的两项乘积再进行评分,将乘积0~1记为0分,2~4记为1分,6~8记为2分,9~12记为3分,≥2分为高表达,<2分为低表达[4-5]。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实验数据,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四格表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3组以上计数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MTA1 和VEGF-C表达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计量资料两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免疫组织化学阳性表达特征
免疫组织化学实验结果提示:MTA1蛋白阳性信号定位于ESCC细胞核,见图 1;VEGF-C蛋白的阳性信号定位于ESCC细胞质,见图 2;D2-40显色主要集中于ESCC肿瘤组织周围的细胞间质,见图 3。

注:A为MTA-1在ESCC低表达 ×200;B为MTA-1在ESCC高表达 ×200

注:A为VEGF-C在ESCC低表达 ×200;B为VEGF-C在ESCC高表达 ×200

注:A为D2-40染色阳性的淋巴管主要位于肿瘤旁间质内,形态较不规则 ×100;B为淋巴管D2-40染色为阳性,而其旁静脉壁D2-40染色为阴性 ×200
2.2 MTA1、VEGF-C在正常食管和食管鳞癌中表达及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
ESCC中MTA1蛋白高表达率为50.4%,VEGF-C蛋白高表达率为58.8%,均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7例ESCC组织中,淋巴结转移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58.7%、68.3%,无淋巴结转移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38.6%、45.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3 /T4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58.6%、65.7%,T1 /T2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35.1%、45.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化程度、肿瘤大小等均无相关性(P>0.05);见表 2。

2.3 MTA1、VEGF-C表达与食管鳞癌临床分期、淋巴管密度的关系
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在ESCC不同TNM分期中,经Kruskal-Wallis tes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MTA1蛋白高表达组中LVD(15.784±3.874)与低表达组(11.550± 3.3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EGF-C蛋白高表达组中LVD(15.333±3.803)与低表达组(11.333± 3.556)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食管鳞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相关性检验
食管鳞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强度经Spearman秩相关检验,发现存在正相关性(r=0.512,P=0.000);见表 4。

3 讨论
在我国食管癌以ESCC为主,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五位,死亡率居第四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ESCC通过对周围组织的直接浸润、淋巴道转移、血道转移及种植性转移等多种途径在体内播散,且浸润与转移仍是影响ESCC术后5年生存率的重要原因[1, 6]。由于食管具有缺乏浆膜层且淋巴引流丰富等特点,ESCC早期主要通过淋巴道转移,因此探讨影响ESCC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促进淋巴道转移的分子机制,对ESCC的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3.1 食管鳞癌与淋巴管密度
近年来发现癌胚抗原M2A单克隆抗体(D2-40) 是一种特异性较高的淋巴管内皮细胞标志物,故本研究采用D2-40标记ESCC及正常食管组织中淋巴管内皮细胞,并检测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vessel density,LVD)[7]。本研究中发现:ESCC周围细胞间质中淋巴管密度较大、形状不规则、呈扩张状态,而ESCC中央区域新生淋巴管密度小,多为条索状,多数为闭锁状态,少数为扩张状态。这些结构特点使其可能成为恶性肿瘤浸润、转移的直接通道。本研究中,ESCC组LVD (13.688±4.183)与正常食管组LVD(9.165±2.2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SCC周围区域LVD明显高于ESCC中心区和正常食管组织中LVD;44例无淋巴结转移组LVD (12.474± 4.647)比63例有淋巴结转移组LVD (14.676±3.473)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提示食管鳞癌中LVD生成增加,且LVD与淋巴结转移有密切关系。
3.2 MTA1、VEGF-C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
MTA1基因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在人类正常睾丸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其他类型正常组织中不表达或低表达,但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表达上调且与肿瘤的转移、侵袭能力密切相关[8-12]。可是这些研究仅限于MTA1与肿瘤预后的关系或MTA1与肿瘤血管生成的实验研究,并未研究MTA1与肿瘤微淋巴管生成的关系。本研究中发现,MTA1蛋白高表达在ESCC中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织,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TA1蛋白主要表达于ESCC的细胞核,且随着ESCC分期的增加,MTA1蛋白的高表达率逐渐增加;63例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37例MTA1蛋白为高表达,44例无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17例MTA1蛋白为高表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CC中MTA1蛋白高表达组淋巴管密度显著高于MTA1蛋白低表达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MTA1基因可能在ESCC的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可能促进ESCC的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结转移。
既往研究发现VEGF-C在人类多种恶性肿瘤中有过度表达,并参与恶性肿瘤的淋巴管生成,导致原发肿瘤进展、淋巴结转移,并最终影响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13-19]。本研究结果提示:VEGF-C蛋白主要表达于ESCC的细胞质中,且随着肿瘤分期的增加,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也逐渐增加,提示VEGF-C基因可能在ESCC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促进作用。VEGF-C蛋白高表达率在ESCC中显著高于正常食管,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ng等[20]检索PubMed、Embase数据库中有关VEGF的文献,做了一个Meta分析,纳入符合条件的19篇文献(包括1 453例患者),最终得出结论:VEGF-C过表达与食管癌预后差成正相关,尤其是VEGF-C阳性表达的亚洲食管鳞癌患者较阴性患者预后差;VEGF-C也 是一个预测食管癌预后的有效指标,同时指出这些证据仍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本研究中63例有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43例VEGF-C蛋白为高表达,44例无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20例 VEGF-C蛋白为高表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ESCC中VEGF-C蛋白高表达组淋巴管密度显著高于VEGF-C蛋白低表达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我们推测检测活检标本中VEGF-C表达情况可能有助于预测ESCC淋巴结转移情况。
3.3 食管鳞癌中MTA1与VEGF-C表达的相关性及与淋巴管生成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MTA1能增加HIF-1a的表达及稳定性,HIF-1a又可通过调节VEGF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而且高表达的MTA1增加了肿瘤细胞的转移潜能[21-22]。目前关于MTA1基因与VEGF-C基因在食管鳞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及与肿瘤淋巴管生成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发现: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鳞癌中MTA1、VEGF-C高表达率(37/63、43/63)与无淋巴结转移者(17/44、20/44)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P=0.018);食管鳞癌中MTA1、VEGF-C蛋白高表达组LVD均明显高于MTA1、VEGF-C蛋白低表达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我们认为MTA1、VEGF-C基因的表达与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密切相关,且随着其表达强度的增加,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经Spearman相关性检验发现,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在食管鳞癌中存在正相关(r=0.512,P=0.000),提示MTA1、VEGF-C可能在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中起协同作用,共同促进食管鳞癌的生长及淋巴道转移,有可能成为预测食管鳞癌预后的实验室指标。因此,我们推测MTA1可能通过粘附HIF-1a,进而调节VEGF-C的表达水平来促进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但是MTA1、VEGF-C的表达受到器官微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23-26],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其具体调节机制。
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浸润与转移是引起ESCC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严重危害人民健康[1]。目前研究提示食管鳞癌早期主要通过淋巴道转移,因此探讨影响食管鳞癌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淋巴道转移的分子机制对肿瘤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 C,VEGF-C)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的新成员,目前研究发现VEGF-C参与多种恶性肿瘤的淋巴管生成,导致肿瘤淋巴结转移,进而影响恶性肿瘤的预后[2]。肿瘤转移相关基因1(metastasis associated gene 1,MTA1)在整个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往对MTA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血管生成方面,提示MTA1在肿瘤血管生 成、促进肿瘤侵袭及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肿瘤淋巴管生成中的作用尚不清楚[3]。因此,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对遂宁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食管鳞癌切除术患者的组织标本进行MTA1、VEGF-C的检测,探讨MTA1、VEGF-C在食管鳞癌淋巴管生成、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遂宁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107例行ESCC切除术患者的食管癌组织和56例正常食管组织的石蜡包埋组织样本。每例术前均未行放射治疗、化学治疗、中医中药治疗等任何治疗,亦无家族史。术后病理均证实为食管鳞癌。同时收集每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依据2009年AJCC/UICC第7版食管癌分期标准进行TNM分期及肿瘤分级。107例ESCC患者的临床资料见表 1。

1.2 主要研究试剂及来源
(1)鼠抗人肿瘤转移相关基因1抗体:MTA1 (A11),sc-17773,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 (2)兔抗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抗体:VEGF-C(H-190),sc-9047,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3)鼠抗人CD34免疫组织化学单克隆抗体: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Kit-0004-2;(4)鼠抗人D2-40免疫组织化学单克隆抗体: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5)EnvisionTM试剂盒及显色剂:Dako REALTM EnVisionTM Detection System,Peroxidase/DAB+,Rabbit/Mouse.Code K5007;(6)其他:免疫组织化学常用试剂。
1.3 实验方法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评定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步骤:首先将石蜡包埋组织切成4 μm切片,保存于4℃冰箱中;再脱蜡和水化;3%过氧化氢溶液避光封闭20 min,再用蒸馏水洗5 min×3次;然后抗原修复:将盛有0.01 mol/L檬酸缓冲液(pH 6.0)的塑料切片缸放入微波炉中预热 10 min(中高档);放入切片后微波炉抗原修复: 20 min(高火),10 min(中高火),自然冷却至室温;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5 min×3次;再滴加第一抗体,放置于湿盒内,37 °C培养箱孵育1 h,置入4°C冰箱过夜;PBS洗去未结合第一抗体,5 min×3次;再滴加第二抗体(即EnVision试剂);放置于湿盒内,37 °C培养箱孵育1 h;PBS洗涤5 min×3次;甩去切片上残余PBS液,滴加DAB液显色,显微镜下观察并适时终止染色,最后放置于蒸馏水浸泡的切片架;苏木素复染3 min,盐酸酒精分色,流水冲洗10 min返蓝;按次序经85%、95%、100%、100%梯度酒精,各浸泡5 min脱水;最后用环保封片胶封片。
对照设置:以PBS代替一抗作为空白对照;采用明确阳性表达的乳腺癌组织作为阳性对照。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的判定分别由两位高年资病理医师独立完成。根据阳性细胞所占比例记分:0分≤5%, 1分为6%~25%,2分为26%~50%,3分为51%~ 75%,4分为76%~100%;按显色强度记分,0分为无信号,1分为浅黄色,2分为棕黄色,3分为黄褐色。然后进行综合评价:以阳性细胞所占比例记分与显色强度记分的两项乘积再进行评分,将乘积0~1记为0分,2~4记为1分,6~8记为2分,9~12记为3分,≥2分为高表达,<2分为低表达[4-5]。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实验数据,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四格表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3组以上计数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MTA1 和VEGF-C表达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计量资料两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免疫组织化学阳性表达特征
免疫组织化学实验结果提示:MTA1蛋白阳性信号定位于ESCC细胞核,见图 1;VEGF-C蛋白的阳性信号定位于ESCC细胞质,见图 2;D2-40显色主要集中于ESCC肿瘤组织周围的细胞间质,见图 3。

注:A为MTA-1在ESCC低表达 ×200;B为MTA-1在ESCC高表达 ×200

注:A为VEGF-C在ESCC低表达 ×200;B为VEGF-C在ESCC高表达 ×200

注:A为D2-40染色阳性的淋巴管主要位于肿瘤旁间质内,形态较不规则 ×100;B为淋巴管D2-40染色为阳性,而其旁静脉壁D2-40染色为阴性 ×200
2.2 MTA1、VEGF-C在正常食管和食管鳞癌中表达及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
ESCC中MTA1蛋白高表达率为50.4%,VEGF-C蛋白高表达率为58.8%,均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7例ESCC组织中,淋巴结转移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58.7%、68.3%,无淋巴结转移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38.6%、45.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3 /T4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58.6%、65.7%,T1 /T2组中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分别为35.1%、45.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化程度、肿瘤大小等均无相关性(P>0.05);见表 2。

2.3 MTA1、VEGF-C表达与食管鳞癌临床分期、淋巴管密度的关系
MTA1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在ESCC不同TNM分期中,经Kruskal-Wallis tes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MTA1蛋白高表达组中LVD(15.784±3.874)与低表达组(11.550± 3.3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EGF-C蛋白高表达组中LVD(15.333±3.803)与低表达组(11.333± 3.556)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食管鳞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相关性检验
食管鳞癌中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强度经Spearman秩相关检验,发现存在正相关性(r=0.512,P=0.000);见表 4。

3 讨论
在我国食管癌以ESCC为主,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五位,死亡率居第四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ESCC通过对周围组织的直接浸润、淋巴道转移、血道转移及种植性转移等多种途径在体内播散,且浸润与转移仍是影响ESCC术后5年生存率的重要原因[1, 6]。由于食管具有缺乏浆膜层且淋巴引流丰富等特点,ESCC早期主要通过淋巴道转移,因此探讨影响ESCC淋巴管生成的因素及促进淋巴道转移的分子机制,对ESCC的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3.1 食管鳞癌与淋巴管密度
近年来发现癌胚抗原M2A单克隆抗体(D2-40) 是一种特异性较高的淋巴管内皮细胞标志物,故本研究采用D2-40标记ESCC及正常食管组织中淋巴管内皮细胞,并检测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vessel density,LVD)[7]。本研究中发现:ESCC周围细胞间质中淋巴管密度较大、形状不规则、呈扩张状态,而ESCC中央区域新生淋巴管密度小,多为条索状,多数为闭锁状态,少数为扩张状态。这些结构特点使其可能成为恶性肿瘤浸润、转移的直接通道。本研究中,ESCC组LVD (13.688±4.183)与正常食管组LVD(9.165±2.2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SCC周围区域LVD明显高于ESCC中心区和正常食管组织中LVD;44例无淋巴结转移组LVD (12.474± 4.647)比63例有淋巴结转移组LVD (14.676±3.473)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提示食管鳞癌中LVD生成增加,且LVD与淋巴结转移有密切关系。
3.2 MTA1、VEGF-C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
MTA1基因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肿瘤转移相关基因,在人类正常睾丸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其他类型正常组织中不表达或低表达,但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表达上调且与肿瘤的转移、侵袭能力密切相关[8-12]。可是这些研究仅限于MTA1与肿瘤预后的关系或MTA1与肿瘤血管生成的实验研究,并未研究MTA1与肿瘤微淋巴管生成的关系。本研究中发现,MTA1蛋白高表达在ESCC中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织,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TA1蛋白主要表达于ESCC的细胞核,且随着ESCC分期的增加,MTA1蛋白的高表达率逐渐增加;63例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37例MTA1蛋白为高表达,44例无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17例MTA1蛋白为高表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CC中MTA1蛋白高表达组淋巴管密度显著高于MTA1蛋白低表达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MTA1基因可能在ESCC的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可能促进ESCC的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结转移。
既往研究发现VEGF-C在人类多种恶性肿瘤中有过度表达,并参与恶性肿瘤的淋巴管生成,导致原发肿瘤进展、淋巴结转移,并最终影响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13-19]。本研究结果提示:VEGF-C蛋白主要表达于ESCC的细胞质中,且随着肿瘤分期的增加,VEGF-C蛋白的高表达率也逐渐增加,提示VEGF-C基因可能在ESCC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促进作用。VEGF-C蛋白高表达率在ESCC中显著高于正常食管,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ng等[20]检索PubMed、Embase数据库中有关VEGF的文献,做了一个Meta分析,纳入符合条件的19篇文献(包括1 453例患者),最终得出结论:VEGF-C过表达与食管癌预后差成正相关,尤其是VEGF-C阳性表达的亚洲食管鳞癌患者较阴性患者预后差;VEGF-C也 是一个预测食管癌预后的有效指标,同时指出这些证据仍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本研究中63例有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43例VEGF-C蛋白为高表达,44例无淋巴结转移的ESCC患者中20例 VEGF-C蛋白为高表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ESCC中VEGF-C蛋白高表达组淋巴管密度显著高于VEGF-C蛋白低表达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我们推测检测活检标本中VEGF-C表达情况可能有助于预测ESCC淋巴结转移情况。
3.3 食管鳞癌中MTA1与VEGF-C表达的相关性及与淋巴管生成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MTA1能增加HIF-1a的表达及稳定性,HIF-1a又可通过调节VEGF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而且高表达的MTA1增加了肿瘤细胞的转移潜能[21-22]。目前关于MTA1基因与VEGF-C基因在食管鳞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及与肿瘤淋巴管生成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发现: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鳞癌中MTA1、VEGF-C高表达率(37/63、43/63)与无淋巴结转移者(17/44、20/44)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P=0.018);食管鳞癌中MTA1、VEGF-C蛋白高表达组LVD均明显高于MTA1、VEGF-C蛋白低表达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我们认为MTA1、VEGF-C基因的表达与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密切相关,且随着其表达强度的增加,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经Spearman相关性检验发现,MTA1蛋白、VEGF-C蛋白表达在食管鳞癌中存在正相关(r=0.512,P=0.000),提示MTA1、VEGF-C可能在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中起协同作用,共同促进食管鳞癌的生长及淋巴道转移,有可能成为预测食管鳞癌预后的实验室指标。因此,我们推测MTA1可能通过粘附HIF-1a,进而调节VEGF-C的表达水平来促进食管鳞癌的淋巴管生成。但是MTA1、VEGF-C的表达受到器官微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23-26],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其具体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