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马凤艳, 任娜, 田梦白, 刘燕. 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和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4, 31(9): 1288-1293. doi: 10.7507/1007-4848.202302029 复制
肺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且死亡率居于首位[1]。由于肺癌的诊断、治疗复杂，加上担心治愈效果、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等原因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决策[2]。外科手术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在手术治疗上也同样存在决策问题[3]。临床治疗决策参与分为3种类型，包括主动型、共享型和被动型，其中共享决策是一种临床实践中以患者为中心，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共同制定治疗护理方案的一种协作模式[4-5]。研究[6-7]表明，共享决策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决策后悔及降低医疗保健成本。然而，临床中医护人员更关注治疗和护理过程，对为患者提供治疗信息，协助患者共同制定治疗护理方案的重视度不足，且决策辅助工具单一[8]。
在中国，“家庭至尚”的儒家思想使个体生病成为家庭事件[9]，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在治疗决策上起重要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是患者对外部支持中的主观认识，其中家庭支持不仅给患者提供经济帮助，还可以促进其正确面对疾病，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质量[10-11]。
因此，患者领悟社会支持与治疗决策参与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了解肺癌患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为医护人员制定决策辅助工具、促进患者决策参与、提高患者满意度，提供依据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2年2—5月于我院胸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中冰冻病理检查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听力障碍及认知障碍；（2）不合作患者；（3）合并有其他重要器官（如肝、肾）严重损害的患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医保报销方式、就诊次数、发病情况。
1.2.2 决策期待量表
决策期待量表（the control preference scale，CPS）由加拿大学者Degner等[12]编制，用于调查不同人格特征患者期待或实际参与决策方式。2010年徐小琳[13]将该量表汉化。CPS含1个条目：请您回忆肺癌的手术决定如何做出。共5个选项，3种分型。选项A“由我做出手术治疗决定”和选项B“我考虑医生的意见后，由我做出手术决定”为主动型。选项C“我和医生经过综合权衡，共同做出手术决定”为共享型。选项D“由医生做出手术治疗决定，但要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和选项E“医生做出手术决定”为被动型。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最初由Zimet等[14]编制，姜乾金[15]将其修订成中文版，用于测量个体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共3个维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社会支持，共计12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得分为1～7分，总分为 12～84分，总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9，其各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30、0.932、0.891。
1.3 调查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法，研究者与4位调查人员组成调查小组，经过统一培训后进行问卷调查。对于符合条件的肺癌手术患者，入院和术后住院期间病情平稳时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入院调查内容为基本情况和期望决策参与方式，术后调查内容为患者实际参与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情况。调查前向调查对象阐明该调查的目的及方式，取得患者同意后发放问卷，由患者本人和陪护者按照患者实际情况填写。收回问卷后，由双人对照医院His信息系统里的病历资料，对临床资料部分进行核对和补充，确保信息准确。
1.4 质量控制
本研究开始调查前：（1）基于研究目的进行文献回顾，保证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及研究工具的信效度；（2）与医院相关部门和科室沟通并取得批准和支持。研究开始调查时：（1）问卷收集人员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2）对无法填写问卷者，问卷收集人员采用统一的方法陈述问卷条目，若研究对象无法理解问卷条目，则采用统一的解释方法进行解答；（3）问卷当场回收，核验有无漏填、错填等，及时补充和修正；（4）问卷录入工作由双人完成，确保录入数据准确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1.5 统计学分析
利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平行录入数据，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统计描述与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或百分比（%）描述。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期待决策参与和实际决策参与的一致性；不同特征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变量间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0.05。
1.6 伦理审查
本研究获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2/081-3282）。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率95.6%。344例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见表1。
表1
344例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例/例（%）］
2.2 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现状
本组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患者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符合率为（75+63+75）/344×100%=61.9%，期望与实际一致性一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appa=0.437，P＜0.001）。在344例调查对象中，患者期望参与方式主要为被动型145例（42.2%），而实际参与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动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见表2。
表2
344例肺癌患者期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与实际参与方式［例/例（%）］
2.3 不同特征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将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教育程度、医保报销方式等一般资料与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文化教育程度是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见表1。
2.4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r=0.159，P＜0.01）及其各维度，包括家庭支持（r=0.152，P＜0.01）、朋友支持（r=0.133，P＜0.05）、其他社会支持（r=0.142，P＜0.01）均呈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肺癌手术治疗患者领悟社会支持与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相关，但相关性较低；见表3。
表3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3.1 肺癌患者在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上偏向于主动型
本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在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符合率为61.9%，一致性一般，这与部分研究[2, 16]的结论相似；患者期望决策参与方式为被动型145例（42.2%），而实际决策参与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这与Tarabochia等[17]对外科手术患者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患者在实际手术治疗决策中发挥主动作用。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如治疗前，患者在疾病初期存在怀疑、否定、恐惧等负性心理，往往不愿面对疾病并希望由家人替自己做决定[18]。随着患者从家庭、朋友或医院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如情感上的支持、战胜疾病自信心的鼓励、肺癌治疗相关信息的传递等，患者心理得到适当调节，更能积极参与疾病治疗的决策。然而，在国内癌症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中，有研究[16,19]表明，妇科癌症和前列腺癌患者实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为被动型，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妇科癌症和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有可能影响生育，在治疗上更希望征求配偶的意见，希望家属能代替自己做决策[20]，而肺癌患者术后主要是影响自身功能，患者更倾向于自己做决策。癌症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方式的不统一也可能与患者获得疾病治疗知情程度和人格特征等因素有关，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21]证明，共享决策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并减少不良护理事件，而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共享型为94例（27.3%），占比较低。可能与我国临床对共享决策的意识不足、决策辅助工具单一等因素有关[3]。因此，应提高临床工作者对医护患三方协作重要性的意识，采用相应工具准确识别患者决策参与类型，研制个体化的决策辅助工具，以提高患者在治疗和护理方案制定的参与度，和其治疗护理依从性与满意度。
3.2 文化教育程度是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更愿意采取主动和共享决策参与方式，这与张金娜[2]和Chang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和认知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影响患者对肺癌相关医学专业知识的认知和治疗决策。文化教育程度越高，更能理解医护人员传递的疾病相关知识；他们的自主意识强，学习能力高，获得的治疗相关信息可能更多，并且对事物有较强的判断能力，故有助于做出决策。信息对于患者了解自身状况和做出治疗决策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3]表明，大多数癌症患者想要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而部分癌症患者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所获得的治疗信息缺失。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注重有效的沟通交流，帮助患者获取疾病治疗的相关信息；针对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制作简单易懂的决策辅助工具，例如科普文案、短视频等宣传材料，以宣传手册、网络、台账等形式，帮助患者理解医学知识，鼓励其参与到治疗决策中，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满意度。
3.3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动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但占比有待提高，且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家庭支持维度、朋友支持维度和其他社会支持维度之间正相关性幅度较小（0.1＜r＜0.2）。这可能是由于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集中在情感、经济、专业的医疗技术上，而缺乏在治疗决策参与中的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支持主观上的认知，身在外界环境领悟到来自家人、亲朋好友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理解和情感支持，与客观的社会支持相对应[24]。研究[25]表明，癌症患者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得到来自亲属、朋友的信息和情感上的社会支持越多，越有信心参与做出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从而促进医患共同决策。也有研究[26-27]表明，医疗专业人员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患者往往会更积极地做出治疗决定。总之，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患者参与医疗决策的意愿，使患者保持希望并减少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冲突[28-30]。然而由于癌症的特殊性，往往家属最先得知患者病情，也更倾向于采取保密措施，使患者得到的治疗信息不对等[23]，这种观念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决策参与还有待研究讨论。在我国，手术治疗决策中需要家属作为委托人签署知情同意书，这使家属成为手术治疗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家属在患者手术治疗决策中起重要作用。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方式；引导家属改变观念并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鼓励患者参与决策；并制定个体化的决策辅助工具，满足其需求，以提高其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在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一致性一般，在实际治疗决策中偏向主动型。患者实际决策方式受文化教育程度影响，且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医护人员应关注治疗决策参与被动型的患者，鼓励其参与决策，增加其主观能动性，并根据患者意愿，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治疗方案；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患者，提供通俗易懂、生动的宣教材料，促进其对医学专业知识理解；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研究样本量较小、纳入的影响因素不全等。在将来的研究中可增加样本量，尽可能将潜在的影响因素纳入其中，并进行多中心研究。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马凤艳负责论文设计、撰写，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任娜负责论文设计，实施研究；田梦白负责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刘燕负责研究控制、论文审阅与修改。
肺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且死亡率居于首位[1]。由于肺癌的诊断、治疗复杂，加上担心治愈效果、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等原因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决策[2]。外科手术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在手术治疗上也同样存在决策问题[3]。临床治疗决策参与分为3种类型，包括主动型、共享型和被动型，其中共享决策是一种临床实践中以患者为中心，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共同制定治疗护理方案的一种协作模式[4-5]。研究[6-7]表明，共享决策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决策后悔及降低医疗保健成本。然而，临床中医护人员更关注治疗和护理过程，对为患者提供治疗信息，协助患者共同制定治疗护理方案的重视度不足，且决策辅助工具单一[8]。
在中国，“家庭至尚”的儒家思想使个体生病成为家庭事件[9]，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在治疗决策上起重要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是患者对外部支持中的主观认识，其中家庭支持不仅给患者提供经济帮助，还可以促进其正确面对疾病，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质量[10-11]。
因此，患者领悟社会支持与治疗决策参与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了解肺癌患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为医护人员制定决策辅助工具、促进患者决策参与、提高患者满意度，提供依据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2年2—5月于我院胸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中冰冻病理检查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听力障碍及认知障碍；（2）不合作患者；（3）合并有其他重要器官（如肝、肾）严重损害的患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医保报销方式、就诊次数、发病情况。
1.2.2 决策期待量表
决策期待量表（the control preference scale，CPS）由加拿大学者Degner等[12]编制，用于调查不同人格特征患者期待或实际参与决策方式。2010年徐小琳[13]将该量表汉化。CPS含1个条目：请您回忆肺癌的手术决定如何做出。共5个选项，3种分型。选项A“由我做出手术治疗决定”和选项B“我考虑医生的意见后，由我做出手术决定”为主动型。选项C“我和医生经过综合权衡，共同做出手术决定”为共享型。选项D“由医生做出手术治疗决定，但要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和选项E“医生做出手术决定”为被动型。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最初由Zimet等[14]编制，姜乾金[15]将其修订成中文版，用于测量个体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共3个维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社会支持，共计12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得分为1～7分，总分为 12～84分，总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9，其各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30、0.932、0.891。
1.3 调查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法，研究者与4位调查人员组成调查小组，经过统一培训后进行问卷调查。对于符合条件的肺癌手术患者，入院和术后住院期间病情平稳时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入院调查内容为基本情况和期望决策参与方式，术后调查内容为患者实际参与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情况。调查前向调查对象阐明该调查的目的及方式，取得患者同意后发放问卷，由患者本人和陪护者按照患者实际情况填写。收回问卷后，由双人对照医院His信息系统里的病历资料，对临床资料部分进行核对和补充，确保信息准确。
1.4 质量控制
本研究开始调查前：（1）基于研究目的进行文献回顾，保证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及研究工具的信效度；（2）与医院相关部门和科室沟通并取得批准和支持。研究开始调查时：（1）问卷收集人员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2）对无法填写问卷者，问卷收集人员采用统一的方法陈述问卷条目，若研究对象无法理解问卷条目，则采用统一的解释方法进行解答；（3）问卷当场回收，核验有无漏填、错填等，及时补充和修正；（4）问卷录入工作由双人完成，确保录入数据准确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1.5 统计学分析
利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平行录入数据，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统计描述与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或百分比（%）描述。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期待决策参与和实际决策参与的一致性；不同特征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变量间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0.05。
1.6 伦理审查
本研究获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2/081-3282）。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率95.6%。344例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见表1。
表1
344例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例/例（%）］
2.2 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现状
本组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患者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符合率为（75+63+75）/344×100%=61.9%，期望与实际一致性一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appa=0.437，P＜0.001）。在344例调查对象中，患者期望参与方式主要为被动型145例（42.2%），而实际参与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动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见表2。
表2
344例肺癌患者期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与实际参与方式［例/例（%）］
2.3 不同特征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将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教育程度、医保报销方式等一般资料与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文化教育程度是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见表1。
2.4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r=0.159，P＜0.01）及其各维度，包括家庭支持（r=0.152，P＜0.01）、朋友支持（r=0.133，P＜0.05）、其他社会支持（r=0.142，P＜0.01）均呈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肺癌手术治疗患者领悟社会支持与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相关，但相关性较低；见表3。
表3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3.1 肺癌患者在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上偏向于主动型
本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在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符合率为61.9%，一致性一般，这与部分研究[2, 16]的结论相似；患者期望决策参与方式为被动型145例（42.2%），而实际决策参与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这与Tarabochia等[17]对外科手术患者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患者在实际手术治疗决策中发挥主动作用。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如治疗前，患者在疾病初期存在怀疑、否定、恐惧等负性心理，往往不愿面对疾病并希望由家人替自己做决定[18]。随着患者从家庭、朋友或医院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如情感上的支持、战胜疾病自信心的鼓励、肺癌治疗相关信息的传递等，患者心理得到适当调节，更能积极参与疾病治疗的决策。然而，在国内癌症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中，有研究[16,19]表明，妇科癌症和前列腺癌患者实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为被动型，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妇科癌症和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有可能影响生育，在治疗上更希望征求配偶的意见，希望家属能代替自己做决策[20]，而肺癌患者术后主要是影响自身功能，患者更倾向于自己做决策。癌症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方式的不统一也可能与患者获得疾病治疗知情程度和人格特征等因素有关，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21]证明，共享决策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并减少不良护理事件，而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手术治疗决策参与共享型为94例（27.3%），占比较低。可能与我国临床对共享决策的意识不足、决策辅助工具单一等因素有关[3]。因此，应提高临床工作者对医护患三方协作重要性的意识，采用相应工具准确识别患者决策参与类型，研制个体化的决策辅助工具，以提高患者在治疗和护理方案制定的参与度，和其治疗护理依从性与满意度。
3.2 文化教育程度是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更愿意采取主动和共享决策参与方式，这与张金娜[2]和Chang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和认知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影响患者对肺癌相关医学专业知识的认知和治疗决策。文化教育程度越高，更能理解医护人员传递的疾病相关知识；他们的自主意识强，学习能力高，获得的治疗相关信息可能更多，并且对事物有较强的判断能力，故有助于做出决策。信息对于患者了解自身状况和做出治疗决策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3]表明，大多数癌症患者想要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而部分癌症患者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所获得的治疗信息缺失。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注重有效的沟通交流，帮助患者获取疾病治疗的相关信息；针对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制作简单易懂的决策辅助工具，例如科普文案、短视频等宣传材料，以宣传手册、网络、台账等形式，帮助患者理解医学知识，鼓励其参与到治疗决策中，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满意度。
3.3 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实际参与手术治疗决策方式更倾向于主动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动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但占比有待提高，且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家庭支持维度、朋友支持维度和其他社会支持维度之间正相关性幅度较小（0.1＜r＜0.2）。这可能是由于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集中在情感、经济、专业的医疗技术上，而缺乏在治疗决策参与中的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支持主观上的认知，身在外界环境领悟到来自家人、亲朋好友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理解和情感支持，与客观的社会支持相对应[24]。研究[25]表明，癌症患者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得到来自亲属、朋友的信息和情感上的社会支持越多，越有信心参与做出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从而促进医患共同决策。也有研究[26-27]表明，医疗专业人员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患者往往会更积极地做出治疗决定。总之，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患者参与医疗决策的意愿，使患者保持希望并减少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冲突[28-30]。然而由于癌症的特殊性，往往家属最先得知患者病情，也更倾向于采取保密措施，使患者得到的治疗信息不对等[23]，这种观念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决策参与还有待研究讨论。在我国，手术治疗决策中需要家属作为委托人签署知情同意书，这使家属成为手术治疗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家属在患者手术治疗决策中起重要作用。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方式；引导家属改变观念并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鼓励患者参与决策；并制定个体化的决策辅助工具，满足其需求，以提高其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在手术治疗决策过程中期望和实际参与方式一致性一般，在实际治疗决策中偏向主动型。患者实际决策方式受文化教育程度影响，且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医护人员应关注治疗决策参与被动型的患者，鼓励其参与决策，增加其主观能动性，并根据患者意愿，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治疗方案；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患者，提供通俗易懂、生动的宣教材料，促进其对医学专业知识理解；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研究样本量较小、纳入的影响因素不全等。在将来的研究中可增加样本量，尽可能将潜在的影响因素纳入其中，并进行多中心研究。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马凤艳负责论文设计、撰写，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任娜负责论文设计，实施研究；田梦白负责实施研究，数据整理与分析；刘燕负责研究控制、论文审阅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