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孙晓磊, 袁罡, 张雷, 王伟明, 何虎强, 胥雄飞, 王寓平, 曾宏, 何延政, 刘勇.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与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治疗颅外颈动脉狭窄的临床疗效比较.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6, 23(7): 833-837. doi: 10.7507/1007-9424.20160216 复制
颅外颈动脉粥样动脉硬化性狭窄的手术治疗方式主要有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和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S）两种。CEA与CAS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治疗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的手术方式[1-2]。欧洲及美洲多中心循证医学研究[3-4]已经证明了CEA的安全及有效性。但是关于CAS的治疗目前争论仍较多，甚至不同中心的循证医学结果存在矛盾。为对比该两种术式的临床疗效及应用的安全性, 笔者总结了其所在医院近6年来40例采用这两种术式治疗的颅外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手术疗效、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3个月心血管并发症、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以及术后12个月随访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收治的40例具有外科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狭窄患者，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分成2组，CEA组和CAS组。其中CEA组23例，男14例，女9例；年龄（64.2±4.5）岁（47～76岁）；病程（5.1±0.6）个月（4～7个月）；颈动脉狭窄程度（75.1±3.7）%（67%～95%）。CAS组17例，男9例，女8例；年龄（66.1±4.2）岁（48～79岁）；病程（5.2±0.5）个月（3～8个月）；颈动脉狭窄程度（73.0±4.1）%（65%～94%）。2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及缺血性脑梗塞的临床症状。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颈动脉狭窄率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
1.2.1 术前准备
2组患者术前均行头颅CT及MRI检查，以排除新发颅内出血及梗塞；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生化、心电图、胸片等辅助检查，行CTA三维全脑血管造影与颈部血管彩超检查，术前3 d才常规给予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
1.2.2 CEA组手术
本组患者全部行气管插管全麻，选取患侧胸锁乳突肌前缘纵行手术切口，游离解剖皮肤软组织隔层至颈动脉鞘，血管阻断带分别控制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及颈外动脉；阻断颈动脉前5 min，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剂量肝素，根据复查凝血结果调整肝素用量；术中常规使用颈动脉转流管，沿颈动脉分叉处前壁纵行切开管壁，充分显露增生的动脉硬化斑块，沿血管纵轴方向，以显微剥离子将斑块整块剥除；对内膜残片仔细清除, 若在颈内动脉远端有内膜剥离, 应用7-0 Prolene血管缝线行间断固定；若颈动脉管径细小，血管重建后预期狭窄的患者，应给予颈动脉人工补片扩大修补重建管腔术（图 1）。
图1
示CEA手术。1A：血管阻断带分别控制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及颈外动脉；1B：CEA术中切除的动脉硬化斑块；1C：人工血管补片重建颈总动脉图 2示CAS手术。2A：CTA示左颈总动脉分叉及颈内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2B：CAS术中血管支架释放过程；2C：CAS术后造影左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狭窄消失、支架定位准确、形态良好，血流通畅
1.2.3 CAS组手术
单侧腹股沟区局麻成功后，采用Seldinger法对股总动脉进行穿刺置鞘，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设备下进行手术。在颈内动脉距离病变远端3～4 cm预置脑保护装置，建议选取颈动脉比较直且未发生病变的地方。颈动脉狭窄CAS术支架置入前常需对病变处行预扩；DSA造影对病变处血管进行测量，按照DSA造影结果选取颈动脉支架，建议支架直径比相应部位颈动脉直径超出1～2 mm，并且确保支架完全覆盖病变区域血管，支架为自膨式镍钛合金支架。支架放置完毕后进行全脑DSA检查（图 2），尽量减少支架后扩；但对于残余狭窄> 30%的患者可酌情行球囊支架内后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剂量肝素，根据复查凝血结果调整肝素用量。
1.2.4 术后处理
2组患者术后均给予阿司匹林（300 mg/d）以及氯吡格雷（75 mg/d）口服；3个月后改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100 mg/d），且均需终身服用该药。
1.3 观察指标
对CEA组和CAS组患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3个月内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及主要终点事件情况随访和统计，心血管时间包括血压和心率下降、心肌梗塞。主要终点事件包括脑卒中、心肌梗塞、死亡等；术后随访12个月，观察CEA组和CAS组患者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2组患者围术期并发症发生情况
CEA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为13.0%，CAS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为11.8%，2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2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例）
2.2 2组患者术后3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
CEA组术后3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13.0%，CAS组为17.6%，2组术后3个月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2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例）
2.3 2组患者术后3个月内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
CEA组和CAS组患者术后3个月内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分别为8.7%，5.9%，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
2组患者术后3个月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例）
2.4 2组患者术后12个月随访结果
在术后12个月的随访期间，CEA组发生再狭窄2例（8.7%），致残或致死性卒中1例（4.3%）；CAS组发生再狭窄2例（11.8%），致残或致死性卒中0例。2组术后12个月手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表4
2组患者术后12个月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例）
3 讨论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发展，人群高脂高糖摄入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日益升高，其致死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位居第3位[3-4]。其中，中重度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是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因，约占25% [5]。最新版欧洲颈动脉血运重指南[6]指出：5%～12%的新发卒中可以通过颅外颈动脉重建进行预防和治疗。因此，中重度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的手术治疗已成为预防脑卒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对于具有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狭窄的治疗策略主要有CEA与CAS两种。其中，CEA被誉为颈动脉狭窄外科治疗的“金标准”，然而该术式围术期并发症相对较多，且手术创伤大，相当一部分高龄患者麻醉手术风险较高，相对禁忌症多。近年来，欧美多个血管介入中心研究结果显示，CAS在颈动脉狭窄治疗中安全性可能更高, 可取代内膜剥脱术成为颈动脉狭窄外科治疗的常用术式[7]；并且有研究结[8]果认为，CEA和CAS术后长期随访结果并无差异。然而，目前多国血管介入中心关于比较CEA和CAS的随机临床试验[9]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孰优孰劣至今仍无定论。
Featherstone等[10]报道，根据1 700例颈动脉狭窄患者手术对比，CAS和CEA术后5年颈动脉再发严重狭窄或闭塞概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AS临床疗效与CEA基本相同，但是CAS非致残性中风率轻度升高（P < 0.001）；Szikra等[11]认为，主动脉及颈总动脉软斑块增加了CAS手术脑中风的发生率，这与Chatzikonstantinou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Mayor[13]却认为，CAS同CEA相比，临床疗效相同；Spence等[14]报道，在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CAS或CEA围手术期后，同侧肢体中风的并发症发生率并无不同。
另外，高龄是否是CAS术式的优势。Fantozzi等[15]认为，大于80岁颈动脉狭窄患者CAS的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相对年轻患肢并无统计学差异；但是Howard等[16]在最近一期《柳叶刀》杂志中报道，对于大于70岁的颈动脉狭窄患者，CEA与CAS相比更有优势，CAS围手术期中风的发生率更高。
为对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分析，笔者选取其所在医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收治的23例行CEA与17例行CAS治疗的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患者，对其围手术期并发症、3个月内主要心血管并发症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进行总结比较，并随访12个月以了解2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复发情况。结果显示，CEA组和CAS组患者总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CEA组围手术期并发症中，有1例患者术中因喉返神经受损术后出现声音嘶哑，后经营养神经治疗半年后症状缓解；2例患者出现伤口血肿压迫气管出现呼吸困难，立即予以拆除缝线、清理血肿等对症治疗后痊愈。由于该术式在术中组织分离较多，较容易造成神经损伤，且开放性伤口若术中止血不佳容易导致术后切口血肿。而CAS组患者围手术期并未出现神经损伤、局部血肿等并发症。CAS组患者术后有2例发生高灌注综合征（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CHS）。CHS一般多在血管重建手术之后的24 h内发生。由于病变颈动脉狭窄血管长期处于代偿扩张状态，当颈动脉血运重建后，脑部血管床与已改善增加的灌注量不匹配，脑血液灌注量比代谢需求更高，而脑血管张力及调节能力降低, 从而出现脑组织高灌注及水肿，甚至发生出血[2]。Ziaja等[17]研究认为，CEA及CAS术后短期脑高CHS的发生率并无不同。
本研究中，CEA组和CAS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术后3个月内的心血管并发症、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随访12个月，2组手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该结果提示，在治疗具有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时，CAS的治疗效果可能并不逊于CEA。由于支架置入术操作更为简便且创伤小，故近年来似乎更受血管外科及神经外科医师的青睐，许多文献报道其甚至已逐渐取代CEA。此外，CAS术式的适应人群更为广泛，特别是对于无法耐受CEA术式的高龄患者，CAS术式具有更为明显的理论和现实优势。
2016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Brott等[18]的一份关于CAS与CEA术式的随访10年、涉及2 502例颈动脉狭窄患者的全球多中心随机设计的临床循证医学研究报告，结果显示，CAS与CEA术后随访10年，围手术期中风、心肌梗塞、死亡及继发同侧肢体中风的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并且术后同侧肢体中风的发生率亦无统计学差异，不论是症状性或非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
国内CEA术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至今已经历半个多世纪，曾是严重颈动脉血运重建的标准术式，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被大量临床数据论证[19]。CAS术式起步晚，发展快，随着CAS操作技术的日益娴熟、相关介入器械的不断改进以及随机临床试验的深入，无论颈动脉狭窄有无症状，行CAS的证据均有所提高，CAS成为严重颈动脉狭窄患者血运重建的有效替代方法。但远期疗效及安全性，尚缺少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20]。
综上，两种手术方式均安全、有效。笔者认为，未来关于颈动脉狭窄的CAS与CEA临床研究，应该纳入患者认知功能的检查、颈动脉斑块形态学的评估[21-22]及患者颈动脉血管再通的实际临床受益等指标，其中，颈动脉斑块形态学及预后评估，除常规彩色超声多普勒外，核磁共振检查（MRI）前景值得期待[23-24]。在选择该两种术式时我们需认识到，颅外颈动脉狭窄血运重建的临床治疗结果受手术策略和治疗团队经验的双重影响[25]，更需要考虑到每个患者的个体差异[7]。许多方面仍需要补充证据。
颅外颈动脉粥样动脉硬化性狭窄的手术治疗方式主要有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和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S）两种。CEA与CAS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治疗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的手术方式[1-2]。欧洲及美洲多中心循证医学研究[3-4]已经证明了CEA的安全及有效性。但是关于CAS的治疗目前争论仍较多，甚至不同中心的循证医学结果存在矛盾。为对比该两种术式的临床疗效及应用的安全性, 笔者总结了其所在医院近6年来40例采用这两种术式治疗的颅外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手术疗效、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3个月心血管并发症、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以及术后12个月随访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收治的40例具有外科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狭窄患者，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分成2组，CEA组和CAS组。其中CEA组23例，男14例，女9例；年龄（64.2±4.5）岁（47～76岁）；病程（5.1±0.6）个月（4～7个月）；颈动脉狭窄程度（75.1±3.7）%（67%～95%）。CAS组17例，男9例，女8例；年龄（66.1±4.2）岁（48～79岁）；病程（5.2±0.5）个月（3～8个月）；颈动脉狭窄程度（73.0±4.1）%（65%～94%）。2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及缺血性脑梗塞的临床症状。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颈动脉狭窄率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
1.2.1 术前准备
2组患者术前均行头颅CT及MRI检查，以排除新发颅内出血及梗塞；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生化、心电图、胸片等辅助检查，行CTA三维全脑血管造影与颈部血管彩超检查，术前3 d才常规给予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
1.2.2 CEA组手术
本组患者全部行气管插管全麻，选取患侧胸锁乳突肌前缘纵行手术切口，游离解剖皮肤软组织隔层至颈动脉鞘，血管阻断带分别控制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及颈外动脉；阻断颈动脉前5 min，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剂量肝素，根据复查凝血结果调整肝素用量；术中常规使用颈动脉转流管，沿颈动脉分叉处前壁纵行切开管壁，充分显露增生的动脉硬化斑块，沿血管纵轴方向，以显微剥离子将斑块整块剥除；对内膜残片仔细清除, 若在颈内动脉远端有内膜剥离, 应用7-0 Prolene血管缝线行间断固定；若颈动脉管径细小，血管重建后预期狭窄的患者，应给予颈动脉人工补片扩大修补重建管腔术（图 1）。
图1
示CEA手术。1A：血管阻断带分别控制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及颈外动脉；1B：CEA术中切除的动脉硬化斑块；1C：人工血管补片重建颈总动脉图 2示CAS手术。2A：CTA示左颈总动脉分叉及颈内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2B：CAS术中血管支架释放过程；2C：CAS术后造影左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狭窄消失、支架定位准确、形态良好，血流通畅
1.2.3 CAS组手术
单侧腹股沟区局麻成功后，采用Seldinger法对股总动脉进行穿刺置鞘，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设备下进行手术。在颈内动脉距离病变远端3～4 cm预置脑保护装置，建议选取颈动脉比较直且未发生病变的地方。颈动脉狭窄CAS术支架置入前常需对病变处行预扩；DSA造影对病变处血管进行测量，按照DSA造影结果选取颈动脉支架，建议支架直径比相应部位颈动脉直径超出1～2 mm，并且确保支架完全覆盖病变区域血管，支架为自膨式镍钛合金支架。支架放置完毕后进行全脑DSA检查（图 2），尽量减少支架后扩；但对于残余狭窄> 30%的患者可酌情行球囊支架内后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剂量肝素，根据复查凝血结果调整肝素用量。
1.2.4 术后处理
2组患者术后均给予阿司匹林（300 mg/d）以及氯吡格雷（75 mg/d）口服；3个月后改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100 mg/d），且均需终身服用该药。
1.3 观察指标
对CEA组和CAS组患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3个月内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及主要终点事件情况随访和统计，心血管时间包括血压和心率下降、心肌梗塞。主要终点事件包括脑卒中、心肌梗塞、死亡等；术后随访12个月，观察CEA组和CAS组患者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2组患者围术期并发症发生情况
CEA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为13.0%，CAS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为11.8%，2组围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2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例）
2.2 2组患者术后3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
CEA组术后3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13.0%，CAS组为17.6%，2组术后3个月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2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例）
2.3 2组患者术后3个月内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
CEA组和CAS组患者术后3个月内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分别为8.7%，5.9%，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
2组患者术后3个月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例）
2.4 2组患者术后12个月随访结果
在术后12个月的随访期间，CEA组发生再狭窄2例（8.7%），致残或致死性卒中1例（4.3%）；CAS组发生再狭窄2例（11.8%），致残或致死性卒中0例。2组术后12个月手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表4
2组患者术后12个月主要终点事件发生情况（例）
3 讨论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发展，人群高脂高糖摄入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日益升高，其致死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位居第3位[3-4]。其中，中重度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是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因，约占25% [5]。最新版欧洲颈动脉血运重指南[6]指出：5%～12%的新发卒中可以通过颅外颈动脉重建进行预防和治疗。因此，中重度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的手术治疗已成为预防脑卒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对于具有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狭窄的治疗策略主要有CEA与CAS两种。其中，CEA被誉为颈动脉狭窄外科治疗的“金标准”，然而该术式围术期并发症相对较多，且手术创伤大，相当一部分高龄患者麻醉手术风险较高，相对禁忌症多。近年来，欧美多个血管介入中心研究结果显示，CAS在颈动脉狭窄治疗中安全性可能更高, 可取代内膜剥脱术成为颈动脉狭窄外科治疗的常用术式[7]；并且有研究结[8]果认为，CEA和CAS术后长期随访结果并无差异。然而，目前多国血管介入中心关于比较CEA和CAS的随机临床试验[9]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孰优孰劣至今仍无定论。
Featherstone等[10]报道，根据1 700例颈动脉狭窄患者手术对比，CAS和CEA术后5年颈动脉再发严重狭窄或闭塞概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AS临床疗效与CEA基本相同，但是CAS非致残性中风率轻度升高（P < 0.001）；Szikra等[11]认为，主动脉及颈总动脉软斑块增加了CAS手术脑中风的发生率，这与Chatzikonstantinou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Mayor[13]却认为，CAS同CEA相比，临床疗效相同；Spence等[14]报道，在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CAS或CEA围手术期后，同侧肢体中风的并发症发生率并无不同。
另外，高龄是否是CAS术式的优势。Fantozzi等[15]认为，大于80岁颈动脉狭窄患者CAS的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相对年轻患肢并无统计学差异；但是Howard等[16]在最近一期《柳叶刀》杂志中报道，对于大于70岁的颈动脉狭窄患者，CEA与CAS相比更有优势，CAS围手术期中风的发生率更高。
为对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分析，笔者选取其所在医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收治的23例行CEA与17例行CAS治疗的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患者，对其围手术期并发症、3个月内主要心血管并发症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进行总结比较，并随访12个月以了解2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复发情况。结果显示，CEA组和CAS组患者总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CEA组围手术期并发症中，有1例患者术中因喉返神经受损术后出现声音嘶哑，后经营养神经治疗半年后症状缓解；2例患者出现伤口血肿压迫气管出现呼吸困难，立即予以拆除缝线、清理血肿等对症治疗后痊愈。由于该术式在术中组织分离较多，较容易造成神经损伤，且开放性伤口若术中止血不佳容易导致术后切口血肿。而CAS组患者围手术期并未出现神经损伤、局部血肿等并发症。CAS组患者术后有2例发生高灌注综合征（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CHS）。CHS一般多在血管重建手术之后的24 h内发生。由于病变颈动脉狭窄血管长期处于代偿扩张状态，当颈动脉血运重建后，脑部血管床与已改善增加的灌注量不匹配，脑血液灌注量比代谢需求更高，而脑血管张力及调节能力降低, 从而出现脑组织高灌注及水肿，甚至发生出血[2]。Ziaja等[17]研究认为，CEA及CAS术后短期脑高CHS的发生率并无不同。
本研究中，CEA组和CAS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术后3个月内的心血管并发症、脑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随访12个月，2组手术侧颈动脉再狭窄、致残或致死性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该结果提示，在治疗具有手术指征的颅外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时，CAS的治疗效果可能并不逊于CEA。由于支架置入术操作更为简便且创伤小，故近年来似乎更受血管外科及神经外科医师的青睐，许多文献报道其甚至已逐渐取代CEA。此外，CAS术式的适应人群更为广泛，特别是对于无法耐受CEA术式的高龄患者，CAS术式具有更为明显的理论和现实优势。
2016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Brott等[18]的一份关于CAS与CEA术式的随访10年、涉及2 502例颈动脉狭窄患者的全球多中心随机设计的临床循证医学研究报告，结果显示，CAS与CEA术后随访10年，围手术期中风、心肌梗塞、死亡及继发同侧肢体中风的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并且术后同侧肢体中风的发生率亦无统计学差异，不论是症状性或非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
国内CEA术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至今已经历半个多世纪，曾是严重颈动脉血运重建的标准术式，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被大量临床数据论证[19]。CAS术式起步晚，发展快，随着CAS操作技术的日益娴熟、相关介入器械的不断改进以及随机临床试验的深入，无论颈动脉狭窄有无症状，行CAS的证据均有所提高，CAS成为严重颈动脉狭窄患者血运重建的有效替代方法。但远期疗效及安全性，尚缺少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20]。
综上，两种手术方式均安全、有效。笔者认为，未来关于颈动脉狭窄的CAS与CEA临床研究，应该纳入患者认知功能的检查、颈动脉斑块形态学的评估[21-22]及患者颈动脉血管再通的实际临床受益等指标，其中，颈动脉斑块形态学及预后评估，除常规彩色超声多普勒外，核磁共振检查（MRI）前景值得期待[23-24]。在选择该两种术式时我们需认识到，颅外颈动脉狭窄血运重建的临床治疗结果受手术策略和治疗团队经验的双重影响[25]，更需要考虑到每个患者的个体差异[7]。许多方面仍需要补充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