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瘤新疗法的进步，通常是由晚期向早期逐渐过渡的。Luminal型乳腺癌早期治疗，已经进入“内分泌治疗+”的时代，治疗时长和强度的强化以及联合靶向治疗，多基因检测仍与临床参数共存。对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改变了治疗的流程，需进行（新）辅助精准强化及降阶梯的探索，“新辅助改变辅助，早期治疗影响复发治疗”。三阴性乳腺癌早期治疗，虽曾一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百家争鸣”之态，但如今的治疗策略已远非仅聚焦于那3个阴性标志物的简单应对，核心在于精准诊断，分类而治！笔者现就早期乳腺癌诊疗进展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医师的实际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引用本文： 叶松青, 王瑞娟, 黄湘秦. 早期乳腺癌诊疗进展.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4, 31(9): 1033-1037. doi: 10.7507/1007-9424.202407102 复制
近年，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早期乳腺癌的管理产生了直接影响。多项研究共同致力于根据患者的个体风险来定制治疗强度。现笔者将重点介绍近年有关早期乳腺癌的主要研究，这些研究将为乳腺癌的局部和系统性治疗以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提供重要参考。
1 局部治疗
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的常规应用，使得众多乳腺癌患者能够安全地避免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及其并发症[1]。近年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早期乳腺癌ALND领域的一些空白，尤其是在那些淋巴结转移程度较低的患者中。ICARO研究（OPBC05/EUBREAST-14R）是一项大型、国际性的真实世界数据研究[2]，它评估了新辅助化疗后，孤立肿瘤细胞（isolitary tumor cells，ITCs）患者接受ALND的必要性。该研究发现，在那些接受了ALND的ITCs患者中，近3成患者被发现有额外的阳性淋巴结，但大多数转移负荷较低，只有少数出现显著转移；经过3年多的随访，无论是否接受ALND，患者的复发情况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对于新辅助化疗后的ITCs患者来说，常规进行ALND的价值不大。SENOMAC试验[3]则进一步比较了在接受初次手术治疗的特定乳腺癌患者中进行ALND与豁免ALND的效果，该试验纳入的患者范围更广，包括更多接受乳房切除术、出现淋巴结外浸润和男性患者，经过37.1个月的中位时间随访后，发现接受或未接受ALND 的患者之间的无复发生存率没有差异。SENOMAC试验事后分析结果表明，将ALND确定为pN2～3状态作为阿贝西利辅助治疗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能带来显著的预后改善，反而可能增加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风险。因此，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乳腺癌患者，应谨慎考虑是否需要进行ALND。SOUND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直径 ≤2 cm且术前腋窝超声检查阴性的乳腺癌患者，省略腋窝手术（即不进行SLNB）并不劣于进行SLNB。这些结果支持了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这些患者可以安全地避免进行腋窝手术，从而减少手术创伤和相关并发症。NRG Oncology/NSABP B-51/RTOG
2 系统治疗
2.1 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
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已经成为治疗高危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绝经前女性患者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9]。根据早期乳腺癌试验者协作组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患者数据分析结果，OFS显著降低了患者的复发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具体来说，对于绝经前的女性患者，通过卵巢切除或抑制，她们的15年复发风险可以减少约12.1%（28.9% 比41.0%），同时全因死亡率也能降低约7.2% ［26.0% 比 33.1%；RR=0.73，95%CI为（0.64，0.82）］。重要的是，实施OFS后并没有增加患者无复发死亡的风险，这为OF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10]。
为了更好地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科学家们探索了一种新的辅助治疗策略，即在内分泌治疗中加入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 and 6，CDK4/6）抑制剂。根据monarchE试验[11]的最新数据，经过54个月的中位时间随访，对于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患者，将阿贝西利添加到内分泌治疗中与改善无侵袭性疾病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HR=0.680，95%CI为（0.599，0.772）］ 和无远处复发生存期（distant relapse-free survival，DRFS） ［HR=0.675，95%CI 为（0.588，0.774）］ 相关， IDFS的5年绝对改善率为7.6%，DRFS的5年绝对改善率为6.7%。 monarchE试验[12]的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显示，阿贝西利带来的益处在所有内在乳腺癌亚型、复发评分以及最常见的分子变异中均相当一致，但MYC扩增除外，MYC扩增与阿贝西利带来的益处较少有关。
同样，NATALEE试验也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该试验[13]研究了在Ⅱ～Ⅲ期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内分泌治疗中加用3年瑞波西利的效果，其结果显示，在平均34个月的随访中，患者的IDFS ［HR=0.75，95%CI 为（0.63，0.89）］ 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HR=0.75，95%CI为（0.62，0.90）］ 均有所改善，这再次证明了CDK4/6抑制剂在辅助治疗中的潜力。不过，要想全面了解这种疗法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
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单独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时效果有限[14]，但在两项随机试验中，科学家们发现，将它们与化疗药物结合，用于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时，初步显示出不错的疗效。KEYNOTE-756试验[15]是一个大型的Ⅲ期安慰剂对照研究，它尝试在新辅助化疗的基础上加上帕博利珠单抗，随后再用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内分泌治疗作为辅助治疗。该试验的主要目标是观察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无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EFS）。其结果显示，这种联合治疗方案让患者的pCR率有了显著提高，具体提升了8.5% ［95%CI 为（4.2%，12.8%）］。同样地，CheckMate 7FL试验[16]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该试验比较了新辅助化疗单独使用或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使用的效果，并观察了随后的辅助内分泌治疗或联合抗PD-1药物治疗的效果。主要终点指标同样是pCR率，而次要终点指标是EFS。其结果显示，接受含免疫治疗方案患者的pCR率也显著提高，具体提升了10.5% ［95%CI 为 4.0%，16.9%）］。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在这两项试验中，PD-L1表达较高、雌激素受体表达较低的患者，以及CheckMate-7FL试验中基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较高的患者，从这种联合治疗方案中获益更多[17-18]。
总的来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药物的联合使用在治疗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这种治疗方案对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来验证。
2.2 三阴性乳腺癌
在KEYNOTE-522试验[19]的最新结果中，研究者们对Ⅱ～Ⅲ期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患者进行了深入探究。该研究通过随机分组，患者在术前接受化疗的同时，一组加用帕博利珠单抗，一组仅用安慰剂作为对照，经过平均63个月的随访观察，结果发现：与单纯化疗相比，加用帕博利珠单抗组患者在EFS 和DRFS 方面都获得了更显著的益处，EFS的风险比降低了37% ［HR=0.63，95%CI为（0.49，0.81）］，而DRFS的风险比也降低了36% ［HR=0.64，95%CI为（0.49，0.84）］；进一步的关键亚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无论是Ⅱ期患者，还是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加用帕博利珠单抗都显著延长了患者的EFS，Ⅱ期患者的EFS风险比降低了41% ［HR=0.59，95%CI为（0.43，0.82）］，而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则降低了44% ［HR=0.56，95%CI为（0.38，0.84）］。虽然目前还未公布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具体数据，但这一系列积极的结果无疑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研究，为这些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
在Ⅲ期ALEXANDRA/IMpassion030试验[20]中，选取了2 300例已接受前期手术治疗的Ⅱ～Ⅲ期TNBC 患者，患者被随机分为2组，一组接受辅助化疗，另一组则在化疗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全体患者层面，还是聚焦于PD-L1阳性患者亚群，2组间的IDFS均未见明显差异，全体患者的HR=1.12，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组的风险略高于单纯化疗组，但差异并不显著，其95%CI为（0.87，1.45），表明这种差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在PD-L1阳性亚群患者中，HR 更是接近1，为1.03，其95%CI为（0.75，1.42），同样表明差异并不明显。类似的，在NeoTRIP试验[21]中，研究人员尝试在新辅助化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单抗，但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并未能显著提升患者的EFS，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组的HR为1.07，意味着其风险略高于单纯新辅助化疗组，但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95%CI为（0.67，1.73），表明这种差异存在较大的波动范围。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不禁让我们思考，是何种因素导致了阿替利珠单抗在这些情境下未能显示出预期的效果？是患者群体的差异？研究设计的不同？还是免疫治疗机制与化疗方案的匹配问题？抑或是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复杂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2.3 HER2阳性乳腺癌
KATHERINE研究[22]的最终DFS分析，针对的是在接受新辅助抗HER2化疗后，仍残留HER2阳性疾病的患者，评估了辅助药物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的疗效。结果显示，与曲妥珠单抗相比，T-DM1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好处 ［HR=0.54，95%CI为（0.44，0.66）］，使用T-DM1的患者在7年内 IDFS 率的绝对提高率达到了13.7%。此外，新辅助T-DM1的使用还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风险，风险降低了34% ［HR=0.66，95%CI为（0.51，0.87）］，换算为7年OS率，患者额外获得了4.7%的绝对生存增益。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治疗策略对患者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 [23]。PHILA研究中吡咯替尼组的中位PFS长达24.3个月，相比对照组的10.4个月显著延长 ［HR=0.41，95%CI为（0.32，0.53），P<0.000 1］，降低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59%。独立评审委员会（IRC）评估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期，吡咯替尼组长达33.3个月，而对照组仅为10.4个月 ［HR=0.35，95%CI 为（0.27，0.46］，该结果表明，PyHT方案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中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2.4 生存关怀与辅助治疗护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以及辅助治疗护理这些重要议题。鉴于肥胖对乳腺癌患者预后的不良影响[23]，BWEL试验[24]特别设计了一项基于电话的结构化减肥干预（structured weight loss intervention，WLI），以评估其对雌激素受体阳性Ⅱ～Ⅲ期乳腺癌患者复发风险和体质量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仅接受常规健康教育的患者相比，参与WLI的超重和肥胖患者的体质量显著减轻。虽然这项干预措施对癌症相关结局的具体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通过电话干预，我们可以有效地帮助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对整体健康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
乳腺癌患者在确诊后能否安全怀孕，一直是医学界积极探讨的课题。POSITIVE试验结果[25]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为了怀孕而暂时中断内分泌治疗，并不会在短期内显著增加乳腺癌复发的风险。有研究[26]还发现：年龄较小（小于35岁）是影响怀孕时间的唯一因素；同时，年轻和采用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都是提高怀孕概率的预测因素；无论是为了胚胎/卵母细胞冷冻保存而进行的卵巢刺激，还是在ART过程中进行的卵巢刺激，都没有导致乳腺癌事件显著增加；不过，由于参与试验的患者和事件数量较少，对于ART后的情况仍需谨慎解读。更令人欣慰的是，最新的数据[27]还证实了携带生殖系BRCA1和（或）BRCA2致病性变异的年轻乳腺癌幸存者，在怀孕方面也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发现无疑为这些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3 结论
早期乳腺癌的治疗手段正不断向个性化、风险适应的疗法发展，这一趋势得益于预后和预测因素准确性的提高。虽然随机研究仍然至关重要，但采用非传统设计和现实世界数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及时回答重要的临床问题。展望未来，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革新和治愈率的持续提升，如何在治疗过程中保持患者的生活质量，将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
作者贡献声明： 叶松青负责论文数据分析及审校，王瑞娟负责论文撰写，黄湘秦负责论文数据收集。
近年，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早期乳腺癌的管理产生了直接影响。多项研究共同致力于根据患者的个体风险来定制治疗强度。现笔者将重点介绍近年有关早期乳腺癌的主要研究，这些研究将为乳腺癌的局部和系统性治疗以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提供重要参考。
1 局部治疗
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的常规应用，使得众多乳腺癌患者能够安全地避免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及其并发症[1]。近年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早期乳腺癌ALND领域的一些空白，尤其是在那些淋巴结转移程度较低的患者中。ICARO研究（OPBC05/EUBREAST-14R）是一项大型、国际性的真实世界数据研究[2]，它评估了新辅助化疗后，孤立肿瘤细胞（isolitary tumor cells，ITCs）患者接受ALND的必要性。该研究发现，在那些接受了ALND的ITCs患者中，近3成患者被发现有额外的阳性淋巴结，但大多数转移负荷较低，只有少数出现显著转移；经过3年多的随访，无论是否接受ALND，患者的复发情况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对于新辅助化疗后的ITCs患者来说，常规进行ALND的价值不大。SENOMAC试验[3]则进一步比较了在接受初次手术治疗的特定乳腺癌患者中进行ALND与豁免ALND的效果，该试验纳入的患者范围更广，包括更多接受乳房切除术、出现淋巴结外浸润和男性患者，经过37.1个月的中位时间随访后，发现接受或未接受ALND 的患者之间的无复发生存率没有差异。SENOMAC试验事后分析结果表明，将ALND确定为pN2～3状态作为阿贝西利辅助治疗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能带来显著的预后改善，反而可能增加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风险。因此，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乳腺癌患者，应谨慎考虑是否需要进行ALND。SOUND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直径 ≤2 cm且术前腋窝超声检查阴性的乳腺癌患者，省略腋窝手术（即不进行SLNB）并不劣于进行SLNB。这些结果支持了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这些患者可以安全地避免进行腋窝手术，从而减少手术创伤和相关并发症。NRG Oncology/NSABP B-51/RTOG
2 系统治疗
2.1 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
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已经成为治疗高危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绝经前女性患者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9]。根据早期乳腺癌试验者协作组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患者数据分析结果，OFS显著降低了患者的复发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具体来说，对于绝经前的女性患者，通过卵巢切除或抑制，她们的15年复发风险可以减少约12.1%（28.9% 比41.0%），同时全因死亡率也能降低约7.2% ［26.0% 比 33.1%；RR=0.73，95%CI为（0.64，0.82）］。重要的是，实施OFS后并没有增加患者无复发死亡的风险，这为OF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10]。
为了更好地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科学家们探索了一种新的辅助治疗策略，即在内分泌治疗中加入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 and 6，CDK4/6）抑制剂。根据monarchE试验[11]的最新数据，经过54个月的中位时间随访，对于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患者，将阿贝西利添加到内分泌治疗中与改善无侵袭性疾病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HR=0.680，95%CI为（0.599，0.772）］ 和无远处复发生存期（distant relapse-free survival，DRFS） ［HR=0.675，95%CI 为（0.588，0.774）］ 相关， IDFS的5年绝对改善率为7.6%，DRFS的5年绝对改善率为6.7%。 monarchE试验[12]的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显示，阿贝西利带来的益处在所有内在乳腺癌亚型、复发评分以及最常见的分子变异中均相当一致，但MYC扩增除外，MYC扩增与阿贝西利带来的益处较少有关。
同样，NATALEE试验也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该试验[13]研究了在Ⅱ～Ⅲ期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内分泌治疗中加用3年瑞波西利的效果，其结果显示，在平均34个月的随访中，患者的IDFS ［HR=0.75，95%CI 为（0.63，0.89）］ 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HR=0.75，95%CI为（0.62，0.90）］ 均有所改善，这再次证明了CDK4/6抑制剂在辅助治疗中的潜力。不过，要想全面了解这种疗法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
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单独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时效果有限[14]，但在两项随机试验中，科学家们发现，将它们与化疗药物结合，用于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时，初步显示出不错的疗效。KEYNOTE-756试验[15]是一个大型的Ⅲ期安慰剂对照研究，它尝试在新辅助化疗的基础上加上帕博利珠单抗，随后再用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内分泌治疗作为辅助治疗。该试验的主要目标是观察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无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EFS）。其结果显示，这种联合治疗方案让患者的pCR率有了显著提高，具体提升了8.5% ［95%CI 为（4.2%，12.8%）］。同样地，CheckMate 7FL试验[16]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该试验比较了新辅助化疗单独使用或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使用的效果，并观察了随后的辅助内分泌治疗或联合抗PD-1药物治疗的效果。主要终点指标同样是pCR率，而次要终点指标是EFS。其结果显示，接受含免疫治疗方案患者的pCR率也显著提高，具体提升了10.5% ［95%CI 为 4.0%，16.9%）］。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在这两项试验中，PD-L1表达较高、雌激素受体表达较低的患者，以及CheckMate-7FL试验中基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较高的患者，从这种联合治疗方案中获益更多[17-18]。
总的来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药物的联合使用在治疗高风险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这种治疗方案对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来验证。
2.2 三阴性乳腺癌
在KEYNOTE-522试验[19]的最新结果中，研究者们对Ⅱ～Ⅲ期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患者进行了深入探究。该研究通过随机分组，患者在术前接受化疗的同时，一组加用帕博利珠单抗，一组仅用安慰剂作为对照，经过平均63个月的随访观察，结果发现：与单纯化疗相比，加用帕博利珠单抗组患者在EFS 和DRFS 方面都获得了更显著的益处，EFS的风险比降低了37% ［HR=0.63，95%CI为（0.49，0.81）］，而DRFS的风险比也降低了36% ［HR=0.64，95%CI为（0.49，0.84）］；进一步的关键亚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无论是Ⅱ期患者，还是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加用帕博利珠单抗都显著延长了患者的EFS，Ⅱ期患者的EFS风险比降低了41% ［HR=0.59，95%CI为（0.43，0.82）］，而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则降低了44% ［HR=0.56，95%CI为（0.38，0.84）］。虽然目前还未公布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具体数据，但这一系列积极的结果无疑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研究，为这些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
在Ⅲ期ALEXANDRA/IMpassion030试验[20]中，选取了2 300例已接受前期手术治疗的Ⅱ～Ⅲ期TNBC 患者，患者被随机分为2组，一组接受辅助化疗，另一组则在化疗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全体患者层面，还是聚焦于PD-L1阳性患者亚群，2组间的IDFS均未见明显差异，全体患者的HR=1.12，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组的风险略高于单纯化疗组，但差异并不显著，其95%CI为（0.87，1.45），表明这种差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在PD-L1阳性亚群患者中，HR 更是接近1，为1.03，其95%CI为（0.75，1.42），同样表明差异并不明显。类似的，在NeoTRIP试验[21]中，研究人员尝试在新辅助化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单抗，但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并未能显著提升患者的EFS，加用阿替利珠单抗组的HR为1.07，意味着其风险略高于单纯新辅助化疗组，但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95%CI为（0.67，1.73），表明这种差异存在较大的波动范围。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结果不禁让我们思考，是何种因素导致了阿替利珠单抗在这些情境下未能显示出预期的效果？是患者群体的差异？研究设计的不同？还是免疫治疗机制与化疗方案的匹配问题？抑或是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复杂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2.3 HER2阳性乳腺癌
KATHERINE研究[22]的最终DFS分析，针对的是在接受新辅助抗HER2化疗后，仍残留HER2阳性疾病的患者，评估了辅助药物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的疗效。结果显示，与曲妥珠单抗相比，T-DM1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好处 ［HR=0.54，95%CI为（0.44，0.66）］，使用T-DM1的患者在7年内 IDFS 率的绝对提高率达到了13.7%。此外，新辅助T-DM1的使用还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风险，风险降低了34% ［HR=0.66，95%CI为（0.51，0.87）］，换算为7年OS率，患者额外获得了4.7%的绝对生存增益。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治疗策略对患者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 [23]。PHILA研究中吡咯替尼组的中位PFS长达24.3个月，相比对照组的10.4个月显著延长 ［HR=0.41，95%CI为（0.32，0.53），P<0.000 1］，降低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59%。独立评审委员会（IRC）评估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期，吡咯替尼组长达33.3个月，而对照组仅为10.4个月 ［HR=0.35，95%CI 为（0.27，0.46］，该结果表明，PyHT方案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中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2.4 生存关怀与辅助治疗护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以及辅助治疗护理这些重要议题。鉴于肥胖对乳腺癌患者预后的不良影响[23]，BWEL试验[24]特别设计了一项基于电话的结构化减肥干预（structured weight loss intervention，WLI），以评估其对雌激素受体阳性Ⅱ～Ⅲ期乳腺癌患者复发风险和体质量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仅接受常规健康教育的患者相比，参与WLI的超重和肥胖患者的体质量显著减轻。虽然这项干预措施对癌症相关结局的具体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通过电话干预，我们可以有效地帮助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对整体健康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
乳腺癌患者在确诊后能否安全怀孕，一直是医学界积极探讨的课题。POSITIVE试验结果[25]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为了怀孕而暂时中断内分泌治疗，并不会在短期内显著增加乳腺癌复发的风险。有研究[26]还发现：年龄较小（小于35岁）是影响怀孕时间的唯一因素；同时，年轻和采用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都是提高怀孕概率的预测因素；无论是为了胚胎/卵母细胞冷冻保存而进行的卵巢刺激，还是在ART过程中进行的卵巢刺激，都没有导致乳腺癌事件显著增加；不过，由于参与试验的患者和事件数量较少，对于ART后的情况仍需谨慎解读。更令人欣慰的是，最新的数据[27]还证实了携带生殖系BRCA1和（或）BRCA2致病性变异的年轻乳腺癌幸存者，在怀孕方面也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发现无疑为这些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3 结论
早期乳腺癌的治疗手段正不断向个性化、风险适应的疗法发展，这一趋势得益于预后和预测因素准确性的提高。虽然随机研究仍然至关重要，但采用非传统设计和现实世界数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及时回答重要的临床问题。展望未来，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革新和治愈率的持续提升，如何在治疗过程中保持患者的生活质量，将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
作者贡献声明： 叶松青负责论文数据分析及审校，王瑞娟负责论文撰写，黄湘秦负责论文数据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