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黄维维, 贺建清. 绵阳市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比较诊断肺结核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6, 16(3): 249-253. doi: 10.7507/1672-2531.20160040 复制
肺结核作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不仅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同时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1]。我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位列全球第二，在我国传染病网报系统中，肺结核发病率和死亡率始终位居各类传染病前列 [2]。2010年全国第五次肺结核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10年15岁及以上人群肺结核的患病率为459/10万，传染性肺结核的患病率为66/10万；西部地区活动性、涂片阳性和细菌培养阳性的肺结核患病率分别为695/10万、105/10万和198/10万，显著高于中东部地区，也高于全国水平 [3]。四川省位于我国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其肺结核患病率和结核耐药率更高 [3]。近年来四川省流动人口过多，人口流动性大，结核杆菌（TB）/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双重感染、耐药菌株繁殖等问题不断加重，加之绵阳市又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肺结核防控工作难度不断增大。了解肺结核流行趋势，早期发现、彻底治愈具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是目前控制结核病传播的最有效途径 [4]。
肺结核的早期筛查方式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探讨的焦点，虽然众多文献表明，我国实施多年的DOTS策略已被证实可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5-7]，但同时也会漏诊大多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隐匿患者 [8]。隐匿患者的发现主要依靠“普查”或“高危人群筛查”的方式。已有研究认为，老年人 [9]、流浪者 [10]、有糖尿病史 [11]、结核病史 [12]、HIV感染 [1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12]、免疫系统疾病 [14]、使用大量抗生素的患者 [11]、开放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 [13]等均是结核病高危人群。虽然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采取全民普查的方式最大限度发现结核病患者 [15]，但在西部低收入地区，为达到最佳的结核病发现效果和卫生经济效益，应采取高危人群筛查还是全民普查的方式，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为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两种肺结核发现方式的成本效益进行了比较，以期为选择制定适宜西部地区的肺结核发现方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期间在“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四川绵阳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研究”示范点参加健康体检的全部15岁及以上、无X线检查禁忌且愿意接受X线检查的常住居民共184 047例。
1.2 调查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群随机抽样：第一阶段从绵阳市2区6县1个直辖市随机抽取2个区/县，即涪城、江油。第二阶段从涪城、江油2个区县总共66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21个乡镇/街道（涪城区10个，江油市11个）；将被抽中的21个乡镇/街道≥ 80%常住人口（即本地户籍且外出时间＜6个月的居民、非本地户籍但在辖区内居住时间＞6个月的居民）纳入研究队列，以村（居委会）为单位，组织居民集中到乡镇卫生院参加调查、体检。本研究抽取的21个乡镇/街道体检点包括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大型医院、17个乡镇卫生院，覆盖所属乡镇/街道的所有城镇及农村人口。
1.3 高危人群定义
在抽样调查时，将年龄≥ 60岁、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结核病史的人群定义为肺结核高危人群。
1.4 诊断方法
通过问诊、查体、胸部数字化X线摄影（DR），对疑似肺结核者行PPD皮试、3次痰涂片，最后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08）》 [16]经各级专家复核后定诊。普查和高危人群筛查均采用相同的肺结核诊断方法。
1.5 结局指标
参考《全国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规划评估方案》 [17]的结局指标，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评价。
1.5.1 社会效果
社会效果=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① 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通过对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和管理，可以减少肺结核患者的死亡人数，从而降低肺结核病死率。参考国际经验和既往研究结果，这些患者在发病后，如果未经化学药物治疗，其后两年内的病死率为50% [17]。此次调查，假设患者发病后，如果未经化疗，当年的病死率为25% [17]。② 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通过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其将结核杆菌传染给其他健康人群，使健康人群免受感染，从而减少新的肺结核患者。根据估计，每例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每年可传染10位健康人，感染者一生中的发病概率为10% [18]。如果涂阴肺结核患者不予治疗，1～5 年内约有30%会转为排菌患者，成为新的传染源 [19]，而肺结核患者有25%不需治疗可自愈 [20]。
1.5.2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直接社会效益+间接社会效益。① 直接社会效益：即避免新发肺结核患者所减少的社会医疗费用支出。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日常工作经验，参考2003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预计每例新发肺结核患者平均每年到结防门诊诊治5 次，每人平均门诊的抗结核药物费用约136.25元/次 [21]。② 间接社会效益：即避免劳动力损失而挽回的社会经济价值。通过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
1.5.3 社会成本
是指用于结核病防治的各种实际使用的费用总和，包括直接发现成本和患者治疗管理成本。肺结核筛查所需设备已由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在相关体检点及结防机构配置完成，所以不计算设备购置成本，仅计算设备损耗成本。直接发现成本包括：≥ 15岁参与体检者胸部DR检查（17元/次）、疑似活动性肺结核PPD 皮试（10元/人）、3次痰涂片检查（15元/人）、交通补贴费（5元/人）、患者治疗管理成本（按平均300元/人计算）。
1.5.4 成本-效用比
成本-效用比=社会总成本/挽回的总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指每挽回1个DALY损失所需要的投入金额 [17]。
1.5.5 效益-成本比
效益成本比=（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总成本。指每投入1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多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17]。
2 结果
2.1 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最终纳入普查共184 047人；其中，年龄≥ 60岁、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结核病史的高危人群共61 045人。两组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 1。
表1
普查人群与高危人群的基本特征（人）
2.2 肺结核患病率
普查184 047人发现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其中涂阳24例，患病率为70/10万，涂阳患病率为13/10万。筛查高危人群61 045人，发现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其中涂阳14例，患病率为124/10万，涂阳患病率为23/10万。见表 2、3。
表2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肺结核患病情况比较
表3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涂片阳性率比较
2.3 患者依从性
筛查出的肺结核患者均要求纳入CDC肺结核管理和治疗，截止2015年5月1日，普查发现的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70.3%）完成随访，38例（29.7%）中断治疗或失访；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随访，15例（19.7%）中断或失访。两组在依从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7），见表 4。
表4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患者依从性比较
2.4 社会效果
2.4.1 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
普查发现并完成随访的90例患者中有1例在随访期间因结核病死亡；据估算，如果该90例患者未经发现及治疗导致的死亡人数为22例，即普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的总人数为21例。同理，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的总人数为14例。见表 5。
表5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比较
2.4.2 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
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28例，其中涂阳患者24例，完成随访的90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有21例涂阳。高危人群筛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76例，其中涂阳14例，完成随访的61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有13例涂阳。根据公式计算，普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25例，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16例。见表 6。
表6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和减少的医疗费用比较
2.5 社会效益
2.5.1 直接社会效益
门诊每人平均抗结核药物费用大约为136.25 元/次，通过普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从而减少的医药费用为17 031.25元。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从而减少的医药费用为10 900元。见表 6。
2.5.2 间接社会效益
通过普查方式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DALY）累计513年，挽回的社会总价值为12 131 950元；通过高危人群筛查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DALY）累计342年，挽回的社会总价值为8 087 966元。见表 7。
表7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避免劳动力损失所挽回的社会经济效益比较
2.6 社会成本
普通人群体检成本主要包括胸部DR检查（17元/次），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成本包括PPD皮试（10元/人）、3次痰涂片检查（15元/人）和交通补贴费（5元/人），活动性肺结核的患者治疗管理成本依据平均300元/人计算。普查投入社会成本共计3 167 349元，高危人群筛查投入社会成本共计1 062 305元。见表 8。
表8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社会成本比较
2.7 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
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成本-效用比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效益-成本比为3.84，即每投入1 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3.84元的社会经济效益。高危人群筛查的成本- 效用比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一个DALY；高危人群筛查的效益-成本比为7.62，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7.62元的社会经济效益。见表 9。
表9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比较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普查相比，高危人群筛查出的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明显更高（P=0.000），但涂片阳性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涂阳患者例数较少有关。本次普查发现的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70.3%）完成了随访，38例（29.7%）中断治疗或失访；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了随访，15例（19.7%）中断治疗或失访。两组在依从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7），但都较目前已知患者的依从性差。有研究表明，导致依从性差的原因与经济状况差、就诊不方便、对疾病症状自评程度低、药物不良反应、用药知识知晓率、接受门诊健康教育等 [23-25]多种因素有关。归根结底，是居民接受结核病相关知识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少，未能深刻理解结核病及不遵医用药的严重危害。在今后的医疗工作中，医务人员应更加重视对患者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用药知识的指导，对患者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重视程度，提高患者的定期复诊率，从而提高结核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本次调查通过对两种肺结核筛查方式的卫生经济学比较可以看出，高危人群筛查在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方面均优于普查：① 通过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成本-效用比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通过高危人群筛查成本-效用比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② 通过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效益-成本比为3.84，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3.84元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高危人群筛查效益-成本比为7.62，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7.62元的社会经济效益。因国内外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普查和高危人群筛查两种结核病发现方式的经济效益进行对比，故本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肺结核发现方式的选择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通过普查筛查出了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完成CDC治疗管理；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也仅61例完成管理，严重影响了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最终结果是花费太多成本筛查出的结核患者，却未能得到适当管理和治疗。要提高“高危人群筛查”在肺结核患者检出中的价值，必须普及群众对疾病的了解，加强其健康管理意识 [26]。我们计划下一步将针对失访患者追踪其失访原因，以期为未来研究减少偏倚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对于高危人群的筛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将纳入更多危险因素进行分层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高危人群筛查虽然较普查漏诊了部分肺结核患者，但其成本-效用和效益-成本比优于“普查”。特别对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更应该充分衡量肺结核发现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利弊，选择更适宜的结核病筛查方式。
肺结核作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不仅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同时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1]。我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位列全球第二，在我国传染病网报系统中，肺结核发病率和死亡率始终位居各类传染病前列 [2]。2010年全国第五次肺结核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10年15岁及以上人群肺结核的患病率为459/10万，传染性肺结核的患病率为66/10万；西部地区活动性、涂片阳性和细菌培养阳性的肺结核患病率分别为695/10万、105/10万和198/10万，显著高于中东部地区，也高于全国水平 [3]。四川省位于我国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其肺结核患病率和结核耐药率更高 [3]。近年来四川省流动人口过多，人口流动性大，结核杆菌（TB）/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双重感染、耐药菌株繁殖等问题不断加重，加之绵阳市又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肺结核防控工作难度不断增大。了解肺结核流行趋势，早期发现、彻底治愈具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是目前控制结核病传播的最有效途径 [4]。
肺结核的早期筛查方式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探讨的焦点，虽然众多文献表明，我国实施多年的DOTS策略已被证实可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5-7]，但同时也会漏诊大多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隐匿患者 [8]。隐匿患者的发现主要依靠“普查”或“高危人群筛查”的方式。已有研究认为，老年人 [9]、流浪者 [10]、有糖尿病史 [11]、结核病史 [12]、HIV感染 [1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12]、免疫系统疾病 [14]、使用大量抗生素的患者 [11]、开放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 [13]等均是结核病高危人群。虽然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采取全民普查的方式最大限度发现结核病患者 [15]，但在西部低收入地区，为达到最佳的结核病发现效果和卫生经济效益，应采取高危人群筛查还是全民普查的方式，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为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两种肺结核发现方式的成本效益进行了比较，以期为选择制定适宜西部地区的肺结核发现方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期间在“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四川绵阳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研究”示范点参加健康体检的全部15岁及以上、无X线检查禁忌且愿意接受X线检查的常住居民共184 047例。
1.2 调查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群随机抽样：第一阶段从绵阳市2区6县1个直辖市随机抽取2个区/县，即涪城、江油。第二阶段从涪城、江油2个区县总共66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21个乡镇/街道（涪城区10个，江油市11个）；将被抽中的21个乡镇/街道≥ 80%常住人口（即本地户籍且外出时间＜6个月的居民、非本地户籍但在辖区内居住时间＞6个月的居民）纳入研究队列，以村（居委会）为单位，组织居民集中到乡镇卫生院参加调查、体检。本研究抽取的21个乡镇/街道体检点包括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大型医院、17个乡镇卫生院，覆盖所属乡镇/街道的所有城镇及农村人口。
1.3 高危人群定义
在抽样调查时，将年龄≥ 60岁、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结核病史的人群定义为肺结核高危人群。
1.4 诊断方法
通过问诊、查体、胸部数字化X线摄影（DR），对疑似肺结核者行PPD皮试、3次痰涂片，最后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WS288-2008）》 [16]经各级专家复核后定诊。普查和高危人群筛查均采用相同的肺结核诊断方法。
1.5 结局指标
参考《全国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规划评估方案》 [17]的结局指标，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评价。
1.5.1 社会效果
社会效果=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① 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通过对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和管理，可以减少肺结核患者的死亡人数，从而降低肺结核病死率。参考国际经验和既往研究结果，这些患者在发病后，如果未经化学药物治疗，其后两年内的病死率为50% [17]。此次调查，假设患者发病后，如果未经化疗，当年的病死率为25% [17]。② 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通过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其将结核杆菌传染给其他健康人群，使健康人群免受感染，从而减少新的肺结核患者。根据估计，每例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每年可传染10位健康人，感染者一生中的发病概率为10% [18]。如果涂阴肺结核患者不予治疗，1～5 年内约有30%会转为排菌患者，成为新的传染源 [19]，而肺结核患者有25%不需治疗可自愈 [20]。
1.5.2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直接社会效益+间接社会效益。① 直接社会效益：即避免新发肺结核患者所减少的社会医疗费用支出。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日常工作经验，参考2003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预计每例新发肺结核患者平均每年到结防门诊诊治5 次，每人平均门诊的抗结核药物费用约136.25元/次 [21]。② 间接社会效益：即避免劳动力损失而挽回的社会经济价值。通过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
1.5.3 社会成本
是指用于结核病防治的各种实际使用的费用总和，包括直接发现成本和患者治疗管理成本。肺结核筛查所需设备已由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在相关体检点及结防机构配置完成，所以不计算设备购置成本，仅计算设备损耗成本。直接发现成本包括：≥ 15岁参与体检者胸部DR检查（17元/次）、疑似活动性肺结核PPD 皮试（10元/人）、3次痰涂片检查（15元/人）、交通补贴费（5元/人）、患者治疗管理成本（按平均300元/人计算）。
1.5.4 成本-效用比
成本-效用比=社会总成本/挽回的总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指每挽回1个DALY损失所需要的投入金额 [17]。
1.5.5 效益-成本比
效益成本比=（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总成本。指每投入1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多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17]。
2 结果
2.1 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最终纳入普查共184 047人；其中，年龄≥ 60岁、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结核病史的高危人群共61 045人。两组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 1。
表1
普查人群与高危人群的基本特征（人）
2.2 肺结核患病率
普查184 047人发现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其中涂阳24例，患病率为70/10万，涂阳患病率为13/10万。筛查高危人群61 045人，发现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其中涂阳14例，患病率为124/10万，涂阳患病率为23/10万。见表 2、3。
表2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肺结核患病情况比较
表3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涂片阳性率比较
2.3 患者依从性
筛查出的肺结核患者均要求纳入CDC肺结核管理和治疗，截止2015年5月1日，普查发现的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70.3%）完成随访，38例（29.7%）中断治疗或失访；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随访，15例（19.7%）中断或失访。两组在依从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7），见表 4。
表4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患者依从性比较
2.4 社会效果
2.4.1 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
普查发现并完成随访的90例患者中有1例在随访期间因结核病死亡；据估算，如果该90例患者未经发现及治疗导致的死亡人数为22例，即普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的总人数为21例。同理，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的总人数为14例。见表 5。
表5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患者死亡人数比较
2.4.2 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
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28例，其中涂阳患者24例，完成随访的90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有21例涂阳。高危人群筛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76例，其中涂阳14例，完成随访的61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有13例涂阳。根据公式计算，普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25例，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16例。见表 6。
表6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和减少的医疗费用比较
2.5 社会效益
2.5.1 直接社会效益
门诊每人平均抗结核药物费用大约为136.25 元/次，通过普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从而减少的医药费用为17 031.25元。高危人群筛查减少肺结核新发患者数，从而减少的医药费用为10 900元。见表 6。
2.5.2 间接社会效益
通过普查方式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DALY）累计513年，挽回的社会总价值为12 131 950元；通过高危人群筛查避免个人的劳动力损失以及传染给其他健康人而产生的劳动力损失（DALY）累计342年，挽回的社会总价值为8 087 966元。见表 7。
表7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避免劳动力损失所挽回的社会经济效益比较
2.6 社会成本
普通人群体检成本主要包括胸部DR检查（17元/次），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成本包括PPD皮试（10元/人）、3次痰涂片检查（15元/人）和交通补贴费（5元/人），活动性肺结核的患者治疗管理成本依据平均300元/人计算。普查投入社会成本共计3 167 349元，高危人群筛查投入社会成本共计1 062 305元。见表 8。
表8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社会成本比较
2.7 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
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成本-效用比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效益-成本比为3.84，即每投入1 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3.84元的社会经济效益。高危人群筛查的成本- 效用比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一个DALY；高危人群筛查的效益-成本比为7.62，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7.62元的社会经济效益。见表 9。
表9
普查与高危人群筛查的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比较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普查相比，高危人群筛查出的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明显更高（P=0.000），但涂片阳性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涂阳患者例数较少有关。本次普查发现的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70.3%）完成了随访，38例（29.7%）中断治疗或失访；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了随访，15例（19.7%）中断治疗或失访。两组在依从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7），但都较目前已知患者的依从性差。有研究表明，导致依从性差的原因与经济状况差、就诊不方便、对疾病症状自评程度低、药物不良反应、用药知识知晓率、接受门诊健康教育等 [23-25]多种因素有关。归根结底，是居民接受结核病相关知识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少，未能深刻理解结核病及不遵医用药的严重危害。在今后的医疗工作中，医务人员应更加重视对患者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用药知识的指导，对患者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重视程度，提高患者的定期复诊率，从而提高结核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本次调查通过对两种肺结核筛查方式的卫生经济学比较可以看出，高危人群筛查在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方面均优于普查：① 通过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成本-效用比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通过高危人群筛查成本-效用比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结核病防治经费可挽回1个DALY。② 通过普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效益-成本比为3.84，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3.84元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高危人群筛查效益-成本比为7.62，即每投入1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可产生7.62元的社会经济效益。因国内外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普查和高危人群筛查两种结核病发现方式的经济效益进行对比，故本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肺结核发现方式的选择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通过普查筛查出了128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仅90例完成CDC治疗管理；高危人群筛查发现的76例也仅61例完成管理，严重影响了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最终结果是花费太多成本筛查出的结核患者，却未能得到适当管理和治疗。要提高“高危人群筛查”在肺结核患者检出中的价值，必须普及群众对疾病的了解，加强其健康管理意识 [26]。我们计划下一步将针对失访患者追踪其失访原因，以期为未来研究减少偏倚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对于高危人群的筛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将纳入更多危险因素进行分层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高危人群筛查虽然较普查漏诊了部分肺结核患者，但其成本-效用和效益-成本比优于“普查”。特别对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更应该充分衡量肺结核发现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利弊，选择更适宜的结核病筛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