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琴, 张琛启, 孙红斌. 中国西部地区成人癫痫共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 癫痫杂志, 2019, 5(4): 268-275.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45 复制
癫痫是脑部神经元异常同步化放电引起的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慢性疾病。癫痫的反复发作、长期药物治疗、病耻感等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心理影响。共患病是指患者同时患有非因果关联的两种及两种以上疾病,分别达到各自疾病的诊断标准。癫痫患者常见共患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及躯体疾病[1]。埃塞俄比亚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癫痫伴随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为 44%~63%[2]。成年癫痫患者中睡眠障碍的发病率约 36%~74.4%,其中失眠严重程度指数≥15,约占 28.9%~51%[3]。Prisnie 等[4]研究表明,癫痫患者比任何一种神经系统疾病(除脑卒中外)更容易共患焦虑、抑郁等情感障碍,其心理健康评分以及健康生活质量也明显低于其他疾病。
癫痫共患病是近年癫痫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情感障碍与睡眠障碍。目前, 国内 (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 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广泛焦虑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癫痫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 NDDI-E)、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和 Epworth 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等,对 199 例癫痫患者进行研究,旨在了解中国西部地区成人癫痫患者共患病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癫痫中心就诊的中国西部地区癫痫患者进行登记。
1.1.2 入组标准
① 诊断和发作类型分类符合 2017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癫痫定义及分类标准;② 所有患者均已开始抗癫痫药物(AEDs)治疗;③ 年龄 16~80 岁;④ MMSE 评分≥27 分,智力足以理解及完成调查量表;⑤ 已完成常规脑电图(EEG)或视频脑电图(VEEG)、头颅核磁共振(MRI)检查;⑥ 患者知情同意,愿意参与本研究。
1.1.3 排除标准
①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器质性疾病;② 存在认知及语言功能损害;③ 既往 1 年内曾使用抗焦虑、抑郁及除 AEDs 之外的其他镇静类药物;④ 酗酒及药物滥用者;⑤ 有精神病史者(如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⑥ 神经系统进行性变性疾病;⑦ 非中国西部地区癫痫患者。
1.2 方法
1.2.1 癫痫患者的资料收集
采用问卷方式对每例入选的患者进行访谈。访谈前需对研究方法做讲解说明,访谈过程中对研究对象有疑问的部分予以解答,完成后由医师回顾检查以保障量表完成质量,对所有在初筛阶段认为量表肯定或可疑的患者须再次面见访谈,并详细追问病史,重新填写问卷,并与首次访谈结果进行对照,符合率≥80%纳入,否则排除。对完成访谈患者的数据进行二次录入。收集以下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吸烟、鼾症、病因、发作类型、发作频率、AEDs 种类、近 3 个月发作情况、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偏头痛等。
1.2.2 测评量表及评分标准
① GAD-7 中文版[5]: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0 分为“根本没有”,1 分为“有些天”,2 分为“超过一半时间”,3 分为“几乎每一天”。总分范围为 0~21 分,总分>6 分判别为共病焦虑[6];② NDDI-E 中文版[7]: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1 分为“从不”,2 分为“很少”,3 分为“有时”,4 分为“总是或经常”。总分范围为 6~24 分,总分>12 分判别为共病抑郁[8];③ PSQI:该量表由 Buysse 等于 1989 年编制[9],该量表是用来评定受试者近 1 个月来睡眠质量情况,量表分为 7 个条目,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PSQI 总分>7 分为睡眠障碍,≤7 分为睡眠较差;④ ESS 量表由 Johns 编制,由彭莉莉引进,并证实中文版的 ESS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总分≥10 分被判别为存在白天嗜睡[10]。
1.2.3 偏头痛的诊断标准
按照国际头痛协会(IHS)的标准进行诊断并分型,主要包括有先兆的偏头痛及无先兆偏头痛[11]。
1.3 统计学方法
所获原始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对收集的各项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将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分别设为因变量,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进入回归分析。以 P 值<0.05 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本研究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共向 199 例患者发放了调查问卷,收回 199 份,合格 199 份。男 106 例(53.3%),女 93 例(46.7%)。年龄 16~73 岁,平均(35.23±12.70)岁。病程 0.2~47 年,平均(19.44±12.16)年。城市 137 例(68.8%),农村 62 例(31.2%)。患者分别来自四川(105 例)、重庆(32 例)、云南(23 例)、贵州(10 例)、新疆(7 例)、西藏(14 例)、陕西(5 例)、甘肃(3 例)等中国西部 8 个省市。详见表 1。

199 例患者中 56 例(28.1%)共患焦虑,34 例(17.1%)共患抑郁,66 例(33.2%)共患睡眠障碍,5 例(2.5%)伴发偏头痛。其中 27 例合并两种共病(13.6%),主要为焦虑伴睡眠障碍;17 例(8.5%)同时合并三种以上共病,主要为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见图 1。

2.2 癫痫患者临床特征与共患病的单因素分析
发作频率≥1 次/月(χ2=20.24)、近 3 个月有发作(χ2=37.18)、白天嗜睡(χ2=11.27)、抑郁(χ2=19.09)和睡眠障碍(χ2=20.21)是共患焦虑的危险因素(P<0.05)。职业(χ2=17.82)、近 3 个月有临床发作(χ2=9.58)、焦虑(χ2=19.09)、睡眠障碍(χ2=15.13)是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近 3 个月有发作(χ2=14.77)、白天嗜睡(χ2=10.79)、焦虑(χ2=2021)、抑郁(χ2=15.13)是共患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P<0.05)。
2.3 癫痫患者临床特征与共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发作频率≥1 次/月、局灶性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全面性发作、抑郁和睡眠障碍是患者共患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无业、近 3 个月有发作是导致患者共患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白天嗜睡、焦虑、抑郁是导致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2、3、4。



2.4 单药治疗的成人癫痫患者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组有 140 例癫痫患者为单药治疗,根据不同 AEDs 种类分组,包括 CBZ、LEV、LTG、TPM、OXC 及 VPA 组。发作频率≥1 次/月、睡眠障碍、服用 LEV、TPM 是导致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共患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服用 CBZ、LTG、白天嗜睡、焦虑、抑郁是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5、6。


3 讨论
癫痫共患病是目前癫痫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情感、行为和认知因素被认为是健康的基本要素[12],癫痫的治疗不仅局限于对发作的控制,更注重患者身心健康的全面改善。因此,对于癫痫共病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可为改善癫痫共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提供参考。
成人癫痫患者伴焦虑的患病率约为 11.0%~39.4%,各研究报道患病率差异较大,其结果取决于调查对象、样本量及采用的诊断评分标准等[13]。Macedo 等研究报道癫痫共患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患病率不尽一致,共患焦虑者 11%~50%,抑郁 20%~60%,睡眠障碍 36%~74.4%,癫痫患者中共病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3, 14-16]。本组资料中 28.1% 患者共患焦虑,17.1% 共患抑郁。Wang HJ 等[17]研究报道中国西部农村地区惊厥性癫痫患者中有 33.4% 共患焦虑,52.6% 共患抑郁。可能由于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大量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18],而本研究调查对象多来自于城市地区,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故共病发生率相对较低。
一项基于癫痫发作频率的人口统计学研究发现,发作控制差的患者通常年龄较小,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较大,生活质量也较低[19]。Kimiskidis 等[12, 20]研究同样发现,频繁发作是共患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Kwon 等[21]研究也发现癫痫不能控制、控制不完全的患者比控制较好的患者组共患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更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西藏地区一项研究表明,发作频率>2 次/月的癫痫患者共患抑郁伴焦虑的可能性是发作频率≤2 次/月患者的 4.8 倍[22]。本研究结果显示发作频率≥1 次/月的患者共患焦虑的发生率较高,近 3 个月有临床发作的患者更易共患抑郁,频繁的癫痫发作可能会增加患者对下一次可能发作的担忧。不同发作类型导致患者共患焦虑、抑郁障碍的风险可能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局灶性发作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全面性发作共患焦虑的发生率更高。由于局灶性发作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和全面性发作的患者其临床发作的形式对生活影响更大,患者对疾病发作存在着强烈的恐惧。可能也与发作本身带来的痛苦有关,也可能害怕发作被他人发现感到羞耻而担心,容易共患焦虑症。多因素分析提示共患抑郁和睡眠障碍是导致癫痫患者伴发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无业是成人癫痫患者共患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文化教育普及和受教育程度较沿海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对癫痫的认识相对缺乏、社会的歧视[23],导致患者就业可能性下降,产生较大心理负担,易伴发焦虑或抑郁障碍。Wang 和 Zis 等[24, 25]研究均显示未婚、女性患者更易伴发焦虑、抑郁障碍。
多因素分析提示白天嗜睡、合并焦虑、抑郁是导致患者伴发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ereira 等研究认为癫痫患者宏观和微观睡眠结构都可能变化,如睡眠延迟增加、睡眠效率降低、快速动眼期睡眠减少、睡眠中断、白天嗜睡和睡眠质量差[26]。Xu 和 Moser 等[27, 28]研究均发现伴发焦虑和抑郁的癫痫患者较不伴精神障碍者更易出现睡眠障碍。一项基于正常青少年人群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 h/晚)可导致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 8 倍[29]。目前发作类型对癫痫患者睡眠质量影响的各项研究结论不一致,其对睡眠的影响也尚不明确[30]。
在对 140 例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出行分析发现 LEV、TPM 与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明显相关。Park 等研究表明,癫痫患者停用 LEV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精神病学和行为副作用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ide effects,PBSEs) 所致,约 10%~24% 的患者服用 LEV 后出现了 PBSEs[31, 32]。易怒是 LEV 使用中报道的最为常见的精神和行为不良反应,且其发生率与不同 LEV 剂量相关[33, 34]。据报道,在使用 LEV 的癫痫患者中,约 3% 出现了抑郁、焦虑和情绪倾向等不良反应[35]。Nickel、Carpenter 等的研究表明 TPM 对单相或双相抑郁症有效[36, 37]。Hussain MZ 等研究认为尽管目前相关机制不明, TPM 作为情绪稳定剂, 可有效地治疗双相性抑郁症[38]。2002 年 Mosby 药物手册统计 TPM 治疗时抑郁的发生率为 13%[39]。Drane 等研究显示服用 TPM 600 mg/d 的患者抑郁发生率为 17%, 而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为 7%[40]。Claire Dussaule 等[41]研究发现 LEV、TPM、唑尼沙胺(ZSM)等 AEDs 可能会引起负面的精神影响,尤其是抑郁、焦虑或攻击性。一项回顾性研究在少数患儿中发现奥卡西平(OXC)与攻击性有关[42],而另一项研究发现良性儿童癫痫中 OXC 与 PBSEs 无关[43]。大量随机研究发现苯妥英(PHT)与极低的 PBSEs 发生率相关,显著低于氯巴占(CLB)、苯巴比妥(PB)和 PRM[42]。Baibing Chen 和 Biton 等[34, 44]研究发现,较低的 PBSEs 发生率与 CBZ、CLB、加巴喷丁(GBP)、LTG、OXC、PHT 和丙戊酸钠(VPA)相关。
AEDs 对睡眠有影响,其对睡眠结构的影响因药物而异[45, 46]。Yeru Shen 等[47]研究发现在癫痫患者中使用 PB 和氯硝西泮(CZP)与 EDS 有关。据 Jain 等的报道[45],PB 对睡眠结构有不利影响,包括睡眠潜伏期、觉醒和 REM 减少。本研究在对 140 例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分析中发现白天嗜睡、共患焦虑或抑郁与癫痫共患睡眠障碍有关,使用 CBZ 和 LTG 是癫痫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Jain 等还发现 CBZ 可致 REM 睡眠减少,导致睡眠障碍[45]。Foldvary 等研究表明,LTG 可致慢波睡眠减少、失眠、睡眠障碍[48]。ZSM、TPM、OXC 对睡眠的作用尚不清楚。
此外,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偏头痛与癫痫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及作用,即癫痫患者人群存在较高的偏头痛患病率 (8%~60.1%),偏头痛患者人群存在更高的癫痫患病率 (1%~17%)[49-51]。本组资料显示癫痫患者共患偏头痛的发生率约 2.5%,与其他研究相比较低。
综上,本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成人癫痫患者中共患偏头痛发生率较低,而共患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且三者互为危险因素。在临床实践中不仅需积极控制癫痫发作,对于存在情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应早期识别并进行有效心理治疗或药物干预,以降低患者共患病的发生,改善其生活质量及预后。对于癫痫共患情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抗癫痫治疗时需谨慎选择 AEDs。
癫痫是脑部神经元异常同步化放电引起的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慢性疾病。癫痫的反复发作、长期药物治疗、病耻感等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心理影响。共患病是指患者同时患有非因果关联的两种及两种以上疾病,分别达到各自疾病的诊断标准。癫痫患者常见共患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及躯体疾病[1]。埃塞俄比亚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癫痫伴随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为 44%~63%[2]。成年癫痫患者中睡眠障碍的发病率约 36%~74.4%,其中失眠严重程度指数≥15,约占 28.9%~51%[3]。Prisnie 等[4]研究表明,癫痫患者比任何一种神经系统疾病(除脑卒中外)更容易共患焦虑、抑郁等情感障碍,其心理健康评分以及健康生活质量也明显低于其他疾病。
癫痫共患病是近年癫痫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情感障碍与睡眠障碍。目前, 国内 (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 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广泛焦虑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癫痫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 NDDI-E)、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和 Epworth 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等,对 199 例癫痫患者进行研究,旨在了解中国西部地区成人癫痫患者共患病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癫痫中心就诊的中国西部地区癫痫患者进行登记。
1.1.2 入组标准
① 诊断和发作类型分类符合 2017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癫痫定义及分类标准;② 所有患者均已开始抗癫痫药物(AEDs)治疗;③ 年龄 16~80 岁;④ MMSE 评分≥27 分,智力足以理解及完成调查量表;⑤ 已完成常规脑电图(EEG)或视频脑电图(VEEG)、头颅核磁共振(MRI)检查;⑥ 患者知情同意,愿意参与本研究。
1.1.3 排除标准
①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器质性疾病;② 存在认知及语言功能损害;③ 既往 1 年内曾使用抗焦虑、抑郁及除 AEDs 之外的其他镇静类药物;④ 酗酒及药物滥用者;⑤ 有精神病史者(如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⑥ 神经系统进行性变性疾病;⑦ 非中国西部地区癫痫患者。
1.2 方法
1.2.1 癫痫患者的资料收集
采用问卷方式对每例入选的患者进行访谈。访谈前需对研究方法做讲解说明,访谈过程中对研究对象有疑问的部分予以解答,完成后由医师回顾检查以保障量表完成质量,对所有在初筛阶段认为量表肯定或可疑的患者须再次面见访谈,并详细追问病史,重新填写问卷,并与首次访谈结果进行对照,符合率≥80%纳入,否则排除。对完成访谈患者的数据进行二次录入。收集以下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吸烟、鼾症、病因、发作类型、发作频率、AEDs 种类、近 3 个月发作情况、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偏头痛等。
1.2.2 测评量表及评分标准
① GAD-7 中文版[5]: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0 分为“根本没有”,1 分为“有些天”,2 分为“超过一半时间”,3 分为“几乎每一天”。总分范围为 0~21 分,总分>6 分判别为共病焦虑[6];② NDDI-E 中文版[7]: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1 分为“从不”,2 分为“很少”,3 分为“有时”,4 分为“总是或经常”。总分范围为 6~24 分,总分>12 分判别为共病抑郁[8];③ PSQI:该量表由 Buysse 等于 1989 年编制[9],该量表是用来评定受试者近 1 个月来睡眠质量情况,量表分为 7 个条目,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PSQI 总分>7 分为睡眠障碍,≤7 分为睡眠较差;④ ESS 量表由 Johns 编制,由彭莉莉引进,并证实中文版的 ESS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总分≥10 分被判别为存在白天嗜睡[10]。
1.2.3 偏头痛的诊断标准
按照国际头痛协会(IHS)的标准进行诊断并分型,主要包括有先兆的偏头痛及无先兆偏头痛[11]。
1.3 统计学方法
所获原始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对收集的各项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将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分别设为因变量,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进入回归分析。以 P 值<0.05 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本研究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共向 199 例患者发放了调查问卷,收回 199 份,合格 199 份。男 106 例(53.3%),女 93 例(46.7%)。年龄 16~73 岁,平均(35.23±12.70)岁。病程 0.2~47 年,平均(19.44±12.16)年。城市 137 例(68.8%),农村 62 例(31.2%)。患者分别来自四川(105 例)、重庆(32 例)、云南(23 例)、贵州(10 例)、新疆(7 例)、西藏(14 例)、陕西(5 例)、甘肃(3 例)等中国西部 8 个省市。详见表 1。

199 例患者中 56 例(28.1%)共患焦虑,34 例(17.1%)共患抑郁,66 例(33.2%)共患睡眠障碍,5 例(2.5%)伴发偏头痛。其中 27 例合并两种共病(13.6%),主要为焦虑伴睡眠障碍;17 例(8.5%)同时合并三种以上共病,主要为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见图 1。

2.2 癫痫患者临床特征与共患病的单因素分析
发作频率≥1 次/月(χ2=20.24)、近 3 个月有发作(χ2=37.18)、白天嗜睡(χ2=11.27)、抑郁(χ2=19.09)和睡眠障碍(χ2=20.21)是共患焦虑的危险因素(P<0.05)。职业(χ2=17.82)、近 3 个月有临床发作(χ2=9.58)、焦虑(χ2=19.09)、睡眠障碍(χ2=15.13)是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近 3 个月有发作(χ2=14.77)、白天嗜睡(χ2=10.79)、焦虑(χ2=2021)、抑郁(χ2=15.13)是共患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P<0.05)。
2.3 癫痫患者临床特征与共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发作频率≥1 次/月、局灶性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全面性发作、抑郁和睡眠障碍是患者共患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无业、近 3 个月有发作是导致患者共患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白天嗜睡、焦虑、抑郁是导致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2、3、4。



2.4 单药治疗的成人癫痫患者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组有 140 例癫痫患者为单药治疗,根据不同 AEDs 种类分组,包括 CBZ、LEV、LTG、TPM、OXC 及 VPA 组。发作频率≥1 次/月、睡眠障碍、服用 LEV、TPM 是导致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共患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服用 CBZ、LTG、白天嗜睡、焦虑、抑郁是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5、6。


3 讨论
癫痫共患病是目前癫痫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情感、行为和认知因素被认为是健康的基本要素[12],癫痫的治疗不仅局限于对发作的控制,更注重患者身心健康的全面改善。因此,对于癫痫共病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可为改善癫痫共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提供参考。
成人癫痫患者伴焦虑的患病率约为 11.0%~39.4%,各研究报道患病率差异较大,其结果取决于调查对象、样本量及采用的诊断评分标准等[13]。Macedo 等研究报道癫痫共患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患病率不尽一致,共患焦虑者 11%~50%,抑郁 20%~60%,睡眠障碍 36%~74.4%,癫痫患者中共病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3, 14-16]。本组资料中 28.1% 患者共患焦虑,17.1% 共患抑郁。Wang HJ 等[17]研究报道中国西部农村地区惊厥性癫痫患者中有 33.4% 共患焦虑,52.6% 共患抑郁。可能由于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大量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18],而本研究调查对象多来自于城市地区,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故共病发生率相对较低。
一项基于癫痫发作频率的人口统计学研究发现,发作控制差的患者通常年龄较小,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较大,生活质量也较低[19]。Kimiskidis 等[12, 20]研究同样发现,频繁发作是共患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Kwon 等[21]研究也发现癫痫不能控制、控制不完全的患者比控制较好的患者组共患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更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西藏地区一项研究表明,发作频率>2 次/月的癫痫患者共患抑郁伴焦虑的可能性是发作频率≤2 次/月患者的 4.8 倍[22]。本研究结果显示发作频率≥1 次/月的患者共患焦虑的发生率较高,近 3 个月有临床发作的患者更易共患抑郁,频繁的癫痫发作可能会增加患者对下一次可能发作的担忧。不同发作类型导致患者共患焦虑、抑郁障碍的风险可能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局灶性发作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全面性发作共患焦虑的发生率更高。由于局灶性发作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和全面性发作的患者其临床发作的形式对生活影响更大,患者对疾病发作存在着强烈的恐惧。可能也与发作本身带来的痛苦有关,也可能害怕发作被他人发现感到羞耻而担心,容易共患焦虑症。多因素分析提示共患抑郁和睡眠障碍是导致癫痫患者伴发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无业是成人癫痫患者共患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文化教育普及和受教育程度较沿海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对癫痫的认识相对缺乏、社会的歧视[23],导致患者就业可能性下降,产生较大心理负担,易伴发焦虑或抑郁障碍。Wang 和 Zis 等[24, 25]研究均显示未婚、女性患者更易伴发焦虑、抑郁障碍。
多因素分析提示白天嗜睡、合并焦虑、抑郁是导致患者伴发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ereira 等研究认为癫痫患者宏观和微观睡眠结构都可能变化,如睡眠延迟增加、睡眠效率降低、快速动眼期睡眠减少、睡眠中断、白天嗜睡和睡眠质量差[26]。Xu 和 Moser 等[27, 28]研究均发现伴发焦虑和抑郁的癫痫患者较不伴精神障碍者更易出现睡眠障碍。一项基于正常青少年人群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 h/晚)可导致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 8 倍[29]。目前发作类型对癫痫患者睡眠质量影响的各项研究结论不一致,其对睡眠的影响也尚不明确[30]。
在对 140 例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出行分析发现 LEV、TPM 与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明显相关。Park 等研究表明,癫痫患者停用 LEV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精神病学和行为副作用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ide effects,PBSEs) 所致,约 10%~24% 的患者服用 LEV 后出现了 PBSEs[31, 32]。易怒是 LEV 使用中报道的最为常见的精神和行为不良反应,且其发生率与不同 LEV 剂量相关[33, 34]。据报道,在使用 LEV 的癫痫患者中,约 3% 出现了抑郁、焦虑和情绪倾向等不良反应[35]。Nickel、Carpenter 等的研究表明 TPM 对单相或双相抑郁症有效[36, 37]。Hussain MZ 等研究认为尽管目前相关机制不明, TPM 作为情绪稳定剂, 可有效地治疗双相性抑郁症[38]。2002 年 Mosby 药物手册统计 TPM 治疗时抑郁的发生率为 13%[39]。Drane 等研究显示服用 TPM 600 mg/d 的患者抑郁发生率为 17%, 而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为 7%[40]。Claire Dussaule 等[41]研究发现 LEV、TPM、唑尼沙胺(ZSM)等 AEDs 可能会引起负面的精神影响,尤其是抑郁、焦虑或攻击性。一项回顾性研究在少数患儿中发现奥卡西平(OXC)与攻击性有关[42],而另一项研究发现良性儿童癫痫中 OXC 与 PBSEs 无关[43]。大量随机研究发现苯妥英(PHT)与极低的 PBSEs 发生率相关,显著低于氯巴占(CLB)、苯巴比妥(PB)和 PRM[42]。Baibing Chen 和 Biton 等[34, 44]研究发现,较低的 PBSEs 发生率与 CBZ、CLB、加巴喷丁(GBP)、LTG、OXC、PHT 和丙戊酸钠(VPA)相关。
AEDs 对睡眠有影响,其对睡眠结构的影响因药物而异[45, 46]。Yeru Shen 等[47]研究发现在癫痫患者中使用 PB 和氯硝西泮(CZP)与 EDS 有关。据 Jain 等的报道[45],PB 对睡眠结构有不利影响,包括睡眠潜伏期、觉醒和 REM 减少。本研究在对 140 例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分析中发现白天嗜睡、共患焦虑或抑郁与癫痫共患睡眠障碍有关,使用 CBZ 和 LTG 是癫痫患者共患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Jain 等还发现 CBZ 可致 REM 睡眠减少,导致睡眠障碍[45]。Foldvary 等研究表明,LTG 可致慢波睡眠减少、失眠、睡眠障碍[48]。ZSM、TPM、OXC 对睡眠的作用尚不清楚。
此外,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偏头痛与癫痫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及作用,即癫痫患者人群存在较高的偏头痛患病率 (8%~60.1%),偏头痛患者人群存在更高的癫痫患病率 (1%~17%)[49-51]。本组资料显示癫痫患者共患偏头痛的发生率约 2.5%,与其他研究相比较低。
综上,本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成人癫痫患者中共患偏头痛发生率较低,而共患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且三者互为危险因素。在临床实践中不仅需积极控制癫痫发作,对于存在情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应早期识别并进行有效心理治疗或药物干预,以降低患者共患病的发生,改善其生活质量及预后。对于癫痫共患情感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抗癫痫治疗时需谨慎选择 A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