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全反式維甲酸（all-trans-retinoic acid，ATRA）體外促神經干細胞（neural stem cells，NSCs）分化為神經元過程中Wnt-1 表達的變化，及Wnt-1 對NSCs 分化的作用。 方法 取孕12 ～ 16 d SD 大鼠，分離和培養(yǎng)鼠胚NSCs。取第3 代NSCs 調整密度為1 × 106 個/mL，分別用0.5、1.0、5.0、10.0 μmol/L 濃度的ATRA 干預，通過熒光雙標染色技術和流式細胞儀檢測各組細胞神經元分化率，確定1.0 μmol/L 濃度為ATRA 促NSCs 分化的最佳濃度。實驗組用1.0 μmol/L ATRA 誘導體外培養(yǎng)第3 代NSCs，培養(yǎng)3、5、7、9 d 后用免疫細胞化學染色、實時熒光定量PCR、Westernblot 檢測Wnt-1 表達的變化；對照組不加ATRA 培養(yǎng)。 結果 免疫細胞化學染色示對照組Wnt-1 蛋白表達極少；實驗組3 d 時表達最強，陽性細胞多；培養(yǎng)5 d 仍可見Wnt-1 陽性表達；3、5 d 時積分吸光度（IA）值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7、9 d Wnt-1 陽性表達明顯減少，IA 值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實時熒光定量PCR 檢測示對照組Wnt-1 mRNA 相對表達量為0.021 7 ± 0.072 1；實驗組相對表達量隨時間增加逐漸降低，3、5 d 時分別為0.512 2 ± 0.280 0、 0.216 4 ± 0.887 0，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 ；7、9 d 分別為0.038 5 ± 0.299 4、0.035 5 ± 0.309 5，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Western blot 印跡檢測可見特異染色條帶，對照組Wnt-1蛋白表達量為0.005 1 ± 0.558 3；實驗組表達量隨時間增加逐漸降低，3、5 d 時分別為0.451 7 ± 0.071 3、0.311 7 ± 0.080 5，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 ；7、9 d 分別為0.007 3 ± 0.052 7、0.004 7 ± 0.931 4，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 結論 在濃度為1.0 μmol/L 的ATRA 誘導下，Wnt-1 與NSCs 的分化早期成正調控，可能與激活包括經典的Wnt 信號途徑等信號有關，表明Wnt-1 與NSCs 向神經元的分化有關。
目的研究胎兒胸腺二維三徑線為參考指標的胸腺體積預測模型。 方法2010年9月-2012年3月，對產前超聲檢查懷疑畸形的210例單胎孕婦行胎兒MRI檢查，測量胎兒胸腺二維三徑線并計算體積。以未見異常胎兒為標準，計算出不同孕周胎兒胸腺體積的理論正常值，經配對t檢驗比較胎兒胸腺體積與其理論正常值的差異，分成胸腺正常組和胸腺發(fā)育不良組以分別建立胸腺體積的預測模型。以胸腺上下徑（d1）、前后徑（d2）、左右徑（d3）為自變量，胸腺體積自然對數值（lnV）為因變量建立線性回歸模型。依據模型計算胸腺體積（lnV）預測值并計算誤差率，誤差率=（預測值-實際值）/實際值×100%，計算誤差率絕對值與胎兒孕周的Pearson相關系數。 結果胸腺體積預測模型：胸腺正常組lnV=0.016d1+0.030d2+0.086d3+5.707+ε（R2=0.510），胸腺發(fā)育不良組lnV=0.048d1+0.036d2+0.016d3+6.011+ε（R2=0.447）。模型預測誤差率絕對值平均4.34%和5.34%（均接近5%），并隨胎兒孕周增加而減?。ㄐ叵僬＝Mr=-0.264，P=0.007；胸腺發(fā)育不良組r=-0.182，P=0.060）。 結論該模型預測效果欠佳，模型準確度隨胎兒孕周增加有升高趨勢，后期應開展大樣本量研究建立正常胎兒不同孕周的胸腺體積預測模型。該建模思路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和臨床價值，可嘗試應用于超聲技術中。
目的 分析結節(jié)腫塊型乳腺導管內乳頭狀瘤（intraductal papilloma，IDP）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影像學表現，加深對IDP的MRI特征的認識，并探討其與直徑小于2 cm的乳腺浸潤性導管癌（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的鑒別診斷特征。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間在四川省婦幼保健院經手術后病理學檢查證實的28例乳腺結節(jié)腫塊型IDP和34例直徑小于2 cm的IDC的MRI表現，包括病灶大小、形態(tài)、邊緣、是否有毛刺征、病灶周圍有無擴張導管、病灶的最大徑是否沿乳腺導管方向走行、病灶是否距乳頭4 cm以內、平掃T2WI信號、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動態(tài)增強時間-信號強度曲線（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類型、早期強化率以及增強掃描病灶內部強化方式演變特征。 結果 2組比較，腫瘤直徑（P<0.001）、形態(tài)（P<0.001）、邊緣（P<0.001）、病灶周圍有無擴張導管（P<0.001）、病灶最大徑是否沿乳腺導管方向走行（P<0.001）、病灶是否距乳頭4 cm以內（P=0.009）、ADC值（P=0.001）、TIC曲線類型（P<0.001）、早期強化率（P<0.001）以及增強掃描病灶內部強化方式演變特征（P=0.010）的差異均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12 例（35.3%）IDC 邊緣出現毛刺征，而IDP無上述表現。8 例（23.5%）IDC 在早期及延遲期強化中均表現為邊緣強化，而IDP組僅1 例在早期及延遲期表現為小環(huán)狀強化，且病灶前方可見擴張導管影。9例（32.1%）IDP病灶周圍有導管擴張，而IDC無此征象。 結論 結節(jié)腫塊型IDP與小IDC的MRI影像表現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兩者病灶邊緣、與導管的關系（有無相關導管擴張、是否位于乳頭附近、病灶最大徑是否沿導管方向走行）、早期強化率以及增強掃描病灶強化方式演變特征存在差異，對兩者的鑒別診斷具有重要意義。TIC曲線以及ADC值不能單獨作為IDP與IDC的鑒別征象。
目的探討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DWI）在診斷妊娠胎盤植入的應用價值。 方法選取2012年5月－2014年1月期間住院行剖宮產，術后確診妊娠胎盤植入患者42例，產前常規(guī)MRI檢查并同時行DWI，并將胎盤局部外凸區(qū)表觀擴散系數（ADC）與無異常區(qū)胎盤ADC進行統(tǒng)計學比較，并與常規(guī)磁MRI檢查診斷符合率相比較，分析有無差異。 結果胎盤植入區(qū)與正常胎盤區(qū)ADC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并且DWI與常規(guī)MRI檢查診斷符合率分別為97.6%和69.0%，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DWI通過半定量測量ADC值，結合DWI局部外凸高信號改變，對妊娠胎盤植入較MRI檢查更具有臨床診斷價值，有助于術前作出正確診斷，為臨床治療提供可靠的依據。
目的探討全反式維甲酸（all-trans-retinoic acid，ATRA）干預培養(yǎng)的鼠胚神經干細胞（neural stem cells，NSCs）聯(lián)合膠質細胞源性神經營養(yǎng)因子（glial cell line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硫酸軟骨素酶ABC（chondroitinase ABC，ChABC）移植治療大鼠脊髓損傷的效果。 方法取健康成年雌性SD大鼠60只，體重200～250 g，隨機分為5組（n=12），分別為假手術組（A組）、損傷對照組（B組）、NSCs+GDNF移植組（C組）、NSCs+ChABC移植組（D組）、NSCs+GDNF+ChABC移植組（E組）。B～E組于T10平面橫斷脊髓建立脊髓全橫斷損傷模型，A組僅顯露硬脊膜但不損傷脊髓。于術后第8天將BrdU標記的ATRA干預培養(yǎng)的鼠胚NSCs移植至C、D、E組大鼠，第8～14天C～E組每天對應給予10 μL GDNF、10 μL ChABC，A、B組給予等量生理鹽水。術后觀察大鼠一般情況；于術前1 d、術后7 d及移植后1、2、5、8周采用BBB評分評估大鼠雙后肢運動功能，采用體感誘發(fā)電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EP）評估神經傳導功能。移植8周處死各組大鼠，取移植節(jié)段脊髓行HE染色和免疫熒光染色觀察。 結果造模術后共5只大鼠死亡，均補充。造模術后各時間點，B～E組大鼠BBB評分均較A組降低，SEP潛伏期均較A組延長，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造模術后7 d、移植后1周時，B～E組組間BBB評分、SEP潛伏期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移植2、5、8周，C～E組大鼠雙后肢功能逐步恢復，各時間點BBB評分均高于B組，SEP潛伏期均短于B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移植5、8周，E組BBB評分高于C、D組，SEP潛伏期短于C、D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HE染色示，A組灰、白質分界清楚，細胞排列規(guī)則；B組損傷區(qū)血管形態(tài)欠完整，細胞排列紊亂，可見囊腔及膠質瘢痕形成；C～E組細胞增生明顯，壞死囊腔較B組小。免疫組織熒光染色示，A、B組未見明顯BrdU標記陽性細胞；C、D、E組BrdU陽性細胞胞體呈橘紅色，E組陽性細胞多于C、D組（P＜0.05）。C～E組神經膠質纖維酸性蛋白陽性細胞少于A、B組，E組少于C、D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C～E組抗微管相關蛋白2陽性細胞多于A、B組，E組多于C、D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經ATRA干預培養(yǎng)的NSCs聯(lián)合GDNF及ChABC移植對大鼠脊髓損傷再修復的促進作用優(yōu)于NSCs分別聯(lián)合GDNF、ChABC，提示GDNF、ChABC在治療脊髓損傷修復過程中具有協(xié)同作用。